中國西藏網訊 這些年，隨著“冷門絕學”考古學的“出圈”，“高原絲綢之路”這個概念逐漸走進大眾視野。

　　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珍稀物品在這“絲路”上流通呢？

　　余小洪，西藏民族大學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西藏民族大學青藏高原考古中心主任，一位年輕的“85”后副教授，曾經在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學習考古學、博物館學，憑著對西藏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一頭扎進了西藏考古的星辰大海。

　　在西藏民族大學，考古學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專業。這兩年，余小洪樂此不疲地在“云端”、線下普及考古學知識，試圖讓校內、校外的各民族學生增進對西藏考古的了解。

　　近來，他又向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生作了題為“‘高原絲綢之路’上珍稀物品的流通與文化交流”的講座。講座由四川省考古學會副會長、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映福教授主持。

　　什么是“高原絲綢之路”？

　　余小洪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從中國中原地區經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發的，不同時期東方與西方、中國與域外交流的交通網絡及其主要干線。”

　　結合霍巍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余小洪梳理了“高原絲綢之路”延續的時代、交通網絡、功能、“高原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南亞廊道”“西南絲綢之路”的關系。

　　圖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出土的海螺 圖片來源：《2005年度康巴地區考古調查簡報》

　　海螺，來自大洋，卻曾經是“高原絲綢之路”上的“過客”

　　目前，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札達縣曲龍遺址塞拉欽波普地點、昌都市邊壩縣冬卡都石室墓、日喀則市吉隆縣頂恩布墓，以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等地都發現了海螺。

　　結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分析稱，這些海螺的年代主要介于漢、唐之間，上限達到戰國時期。有的海螺明顯是裝飾品，如手鐲，有的是工具，上面有切割、鉆孔的痕跡。

　　海螺從哪里來？

　　余小洪說，曲龍遺址塞拉欽波普地點盛行螺飾、貝飾，經鑒定，原料來自印度洋。爐霍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的海螺制品雖未經鑒定，但年代、制法與塞拉欽波普的相同，推測也是來自印度洋，自西藏西部中轉而來。

圖為西藏自治區那曲市安多縣布塔雄曲一號墓

圖為西藏自治區那曲市安多縣布塔雄曲一號墓出土的銅鉞形器

　　銅鉞形器，禮器？武器？

　　“高原絲綢之路”沿線，陸續考古發現一種造型獨特的青銅器——銅鉞形器。鉞，形狀像斧頭，高原先民用它干什么呢？

　　結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分析稱，“高原絲綢之路”上的銅鉞形器，刃部受到云南不對稱形銅鉞的影響，不規則形鏤孔裝飾則受到青海省治多縣普卡貢瑪石棺墓牌飾的影響，是一種融合型新器物。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縣呷拉宗遺址二號墓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出土的銅鉞形器刃部較鈍，無使用痕跡，或為象征性存在，并無實用功能，推測為儀式性器具。而爐霍縣通龍村石棺墓采集的銅鉞形器刃部鋒利，西藏自治區那曲市安多縣布塔雄曲一號墓出土的銅鉞形器刃部有使用痕跡，兼具工具和武器兩種用途。

圖為西藏考古發現的帶柄銅鏡

　　帶柄銅鏡，“舶來品”的本土化

　　“高原絲綢之路”上廣泛分布著帶柄銅鏡，大致有長柄、鈕柄之分，一次成型、分體鑄造，年代集中于戰國秦漢前后。

　　根據形制、年代、鑄造方式、紋飾等，結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推測，西藏西部的帶柄銅鏡，應為新疆等地傳入；川西高原的帶柄銅鏡，大多來自其北方，但四川省瀘定縣傘崗坪石棺墓等地出土帶柄銅鏡的裝柄技術，可能是本地創新。

　　“拉薩曲貢遺址出土的帶柄銅鏡，祖型源自新疆、歐亞草原，裝飾風格又受到滇文化的影響，其中，銅鐵合制的鐵柄銅鏡，其裝柄技術當源自川西高原。”余小洪認為，根據拉薩市堆龍德慶嘎沖遺址發現的冶煉遺存來看，不排除產地為拉薩本地。

　　時光漫漫，歲月遺珍，斯人已逝，難覓影蹤。我們不知道，是誰遠渡重洋，把海螺帶上青藏高原？是誰博采眾長，將工藝推陳出新？是誰攜一把銅鉞形器陪葬，長眠雪域高原？又是誰執一面帶柄銅鏡，對鏡貼花黃？

　　多年來，隨著我國考古文博事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考古工作者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西藏工作、關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論述，圍繞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深入開展考古及歷史研究，積極推進田野考古工作，提升考古發掘水平，充分發揮了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強化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如今，通過考古研究與博物館展示，當我們注視著“高原絲綢之路”上遺留的銅劍、絲綢、茶葉、瓷器、玻璃器、黃金面具……終于可以“透物見人”，遙想當年，高原先民與各族人民在跋山涉水中互通有無，在你來我往中心意相通。（中國西藏網 記者/李元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