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禪與張學良合影（喜饒尼瑪提供）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禪因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矛盾激化，被迫離開西藏，出走內地。九世班禪穿越藏北無人區及青海部分地區，歷經千辛萬苦到達內地，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享受了極高的禮遇。九世班禪來到內地后，擁有了更好的活動平臺。同時，因為當時國家面臨的內外危機，九世班禪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擔負起一定的政治使命，與民國政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了很多交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藏等各民族間的關系。

　　張學良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特別提到九世“班禪跟我關系很好”“那時他(指班禪）與達賴有矛盾，被擠出來了。他去內蒙經過沈陽，后來又回到沈陽，帶來好多人，我幫助過他，給他發薪水，住房啊，火車票啊，都免費。”

　　1926年秋，九世班禪決定到奉天（1929年改稱沈陽）。張學良得知這一消息后，即令當時的奉天省（即今遼寧省）省長做好迎接班禪的籌備工作。省長公署此前專門向蒙藏院了解接待辦法等，并且專門成立了招待班禪事務處，下設四個部門，負責日后班禪在奉天時的活動安排及日常生活。

　　1926年12月22日，九世班禪一行由北京經天津到達奉天。各界在京奉鐵路奉天總站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軍界營長以上軍官、官署簡任以上官員、商界會董以上、教育界校長以上的教師到場參加歡迎儀式。對于九世班禪至奉天的盛況，《盛京時報》以“班禪喇嘛二十二日蒞奉”為題，作了長篇報道：當局在班禪專車到來之前，安排官員、蒙古王公、皇寺掌印達喇嘛，以及省城所有機關單位、工廠、學校、寺廟等各團體代表齊聚車站迎候。

　　當九世班禪專車徐徐到達之時，軍樂隊齊聲奏樂、衛隊警察舉槍敬禮。張作霖的代表，省長、各高級軍政長官等上火車向九世班禪鞠躬以表歡迎。九世班禪下車后，坐上八抬大轎，火車車廂至轎前均用黃布鋪地。為安全起見，第八師奉命派出一個連的兵力常駐皇寺后樓守護。

　　九世班禪在奉天期間享受到了極高的待遇。當局為解決九世班禪的活動經費，每月支付九世班禪自用現大洋3000元，香火費1000元，公用開支費6000元，月計萬元。九世班禪帶隨員外出講經等，專車由省長公署隨時預備，所需一應俱全，并由警員安全護送。省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將近60人的護衛隊，所有隊員發統一隊號以資識別，隊號黃底紅字，上行印漢語：宣誠濟世；下行用藏文印：班禪額爾德尼護衛，隊部就設在皇寺后樓。省里還特地給招待班禪事務處發鈐記一顆，文曰：“招待班禪事務處鈐記”,以便事務處更好地處理有關九世班禪的事務。此外，省電話局還免費為招待班禪事務處安設了多部電話。

　　在奉天期間，受到了政府和民眾的歡迎，得到多方面的關懷照顧，讓漂泊中的九世班禪感受到了溫暖。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8月27日，九世班禪應張學良所請從內蒙趕往奉天誦經超度。此后，九世班禪受張學良之請，以“疏通蒙古專使”名義前往海拉爾，以宗教宣化收拾人心，參與處理呼倫貝爾事件。

　　這期間，張學良與九世班禪相互幫助，各盡其力。九世班禪從奉天出發去往內蒙從事佛法活動，盡管由于連年發兵入關，軍費浩繁，入不敷出，剛剛主政東北的張學良還是撥了一筆費用作為九世班禪的活動經費。并明確規定從1928年9月起，發給九世班禪月俸大洋數千元。當時，九世班禪雖遠離奉天，經張學良批準，設立了九世班禪駐奉天辦事處，任命大卓尼鐘蘇郎為處長，發給月俸。九世班禪在內蒙期間，不時派人往來四洮鐵路，為此，張學良委托省長專電有關部門，給九世班禪行轅四洮鐵路火車頭、二、三等長期免票各三張。

　　1929年11月8日，應張學良之邀請，九世班禪從內蒙返回時，張學良特派李少白帶汽車十五輛到內蒙貝子廟迎接，還特意指示各界一切要按照民族風俗禮節來歡迎，用心可謂良苦。在九世班禪到來的前幾天，大西關至帥府沿街機關、商號門前均掛五彩旗幟。張學良親自將九世班禪迎進帥府，為其設宴洗塵。晚上還在北陵別墅正式接見了九世班禪，談笑風生，長達兩個小時。此后的10個月，九世班禪就一直駐在沈陽（即原奉天）經過內部重新裝修的皇寺。這期間，九世班禪還應國民政府及張學良的要求，處理相關事務，“就近開導并宣達中央對蒙之善意，俾共明了真相，以固其向內之心，得防患于未然”“藉以曉諭內蒙各旗共籌警備辦法而維漠南治安”。

　　1930年2月，九世班禪在沈陽度過了47歲生日。

　　遼寧各界特組織公祝九世班禪壽誕委員會，于2月11日在省教育會（皇宮舊址）舉行公祝典禮，由張學良主持。沈陽各商號當天一律懸旗一日，教育會門前搭有黃布彩樓。東北最高機關如政務委員會邊防司令公署、省政府及各軍政學界之要人，均齊集該會。九世班禪偕重要隨員出席慶典，接受眾人的祝賀。這恐怕是九世班禪在內地奔波的15年中難得的一次隆重的慶壽活動。九世班禪身處戰亂時期，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此次活動無疑是一份厚重的安慰。慶壽禮堂設在迪光殿，上陳法座、地鋪黃毯，椅披緞綢五彩壽文，兩旁懸掛緞制對聯，文說：“名也利也大樂也，福乎受乎多德乎。”中間懸掛張學良題贈的“法身常住”四字匾額。氣氛熱烈、祥和。典禮結束后，九世班禪還在諸多地方政界要員的陪同下前往嘉英堂觀劇。九世班禪感慨地發表演講，特別提到“今者班禪生辰，張司令長官即省府臧主席以下各文武官長，各法團各紳士，不顧春節慶樂，政務紛忙，推誠厚愛，集會慶賀，承領，感謝無已。班禪雖為黃教領袖，無非代佛祖傳授衣缽……自平到遼，先后已歷四載，端賴東北四省官民之協助……此蓋出自張司令長官熱心國事，關念藏土，惠愛遠人，扶持正教，有以致之也。”

　　九世班禪從1926年12月21日初次來到奉天，斷斷續續將近六個年頭，多次在奉天(“東北易幟”后改稱沈陽）與內蒙之間來來回回，不僅忙于弘法事業，還時刻關注國內局勢，派人調解軍閥之間的戰爭；同時盡力協調民族糾紛。九世班禪在給國民政府的電報中表示，其所為“得各蒙旗王公貝勒及僧俗人民等之熱烈信仰，傾心內向。內蒙治安，已無慮矣。嗣后仍祈中央對于內蒙各旗，加以懷柔維護，以堅其心”。期間，九世班禪還多次通電全國，為民族團結與消弭戰事奔走呼號。

　　九世班禪與張學良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當九世班禪在內蒙時，也會經常通電，噓寒問暖。為九世班禪安全，張學良還曾送其不少槍支。九世班禪最后一次從沈陽離開前往內蒙時，曾致電正在外地的張學良：“班禪自從來沈，備承優遇，東道隆情，銘感無似”。張學良的回復是：“年來臺旌駐沈，既疏于招待，不日火車遠行，復未能話別。承電言謝，益用歉然。臨行時如有所需，尚希見告，幸勿稍存客氣也。”兩人交往之密切可見一斑。

1931年國民大會，張學良與九世班禪（喜饒尼瑪提供）

　　張學良與九世班禪交往的這段佳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是歷史上值得關注的一頁。（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