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有機發光二極管）被譽為“顯示產業的明珠”，廣泛應用于智能手機、平板電腦、電視、VR設備、車載顯示等領域。21世紀初，我國OLED面板產業還是“一窮二白”；2024年，OLED顯示面板及模組產值規模已超過千億元，國際市場占比超過50%，用20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跨越。回望產業發展歷程，這一跨越絕非偶然，更非市場之自然，而是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市場機制和政策引導共同發力，有效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的結果。

　　產業培育初期，重在為技術研發應用“托底護航”。2008年以前，受技術封鎖、貿易壁壘等因素影響，我國OLED產業基礎近乎空白，核心設備與材料100%依賴進口，規模化產能幾乎為零。這一階段，政府的作用在于超前謀劃和政策引導，搭建技術萌芽和產業發展的基礎制度框架，為種子萌發提供土壤。比如，1997年起，中央財政持續資助清華大學等高校院所開展OLED基礎研究。又比如，2009年，《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第一次將“新型顯示器件”列入國家政策支持范圍，引導資源聚焦OLED等產業賽道，國內OLED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再比如，成立國家新型顯示技術創新中心，整合產學研各方力量，構建“基礎研究—中試驗證—量產工藝”全流程協作機制，實現多項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突破。

　　規模追趕階段，重在為產業發展壯大“賦能提速”。2013年，國內企業建成5.5代OLED生產線，標志著中國OLED產業進入規模化發展階段，但仍面臨核心設備受制于人、制造工藝落后、產線不穩定等不利局面，再加上OLED產業的重資產、高風險、長周期等特性，光靠社會資本“單打獨斗”難以打開局面。這一階段，政府的作用在于強化要素保障、開展精準扶持，做到“扶上馬、送一程”，幫助產業突破初始發展瓶頸，成功進入能夠依靠市場調節、具備自我造血能力的良性發展循環。比如，構建國家基金、地方專項、風險補償的多元化資金體系，解決了企業在發展初期面臨的資金鏈斷裂等風險。又比如，高世代OLED產線對土地、能源等保障和物流效率的要求極高，地方政府通過推動集群式發展，有效降低基礎設施配套成本，助力一批柔性OLED生產線落地。

　　高質量發展階段，重在為良好產業生態“立柱架梁”。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政府的作用從“規模扶持”向“質量引領”“創新引領”轉變，從產業政策、行業標準、場景開放等方面著手，營造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產業鏈協同共生、要素資源高效配置的產業生態，推動我國OLED產業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比如，抓住場景這個技術落地應用的關鍵環節，支持高端OLED屏幕在醫療、車載、AR/VR、可穿戴設備等領域開展試點示范，為企業積累經驗、迭代升級提供良好環境。又比如，針對我國OLED產業鏈上的薄弱環節，支持行業企業加快突破技術瓶頸，構建從材料、設備到面板、終端的全產業鏈生態。回看中國OLED產業的崛起，不僅是一個產業的彎道超車，更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一個縮影。

　　發展新質生產力，“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不可偏廢。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優質優價、優勝劣汰等機制，促使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推動技術迭代、加快產品推廣，引導資金、人才等要素向更高效優質的技術路線、產業形態集聚。另一方面，要堅持政府有為，彌補市場失靈和無力涉及的領域，明確產業發展的長遠目標，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為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支撐；通過加強市場監管、健全法治體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需要強調的是，政府有為絕非“干預市場”，而是遵循市場規律，到位不缺位、補位不越位，堅持“激活市場”“健全市場”“賦能市場”，為創新營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