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日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修訂草案）》，與蓬勃興起的林下經濟實踐相呼應。這意味著在法治護航下，生態環境治理著力探求生態保護與民生發展的協同共進。

　　此番修訂，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舉措。自1956年建立首個自然保護區以來，我國已構筑起覆蓋國土面積約18%、數量逾2600處的保護區網絡。1994年頒布的自然保護區條例功不可沒。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理念的深化，原有條例部分規定已難以適應當前新情況。原自然保護區條例規定，自然保護區可以分為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并分別規定了相應的管控措施，但管控要求比較機械。比如，自然保護區內禁止放牧、捕撈，核心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進入。在面對云南會澤“人鶴伴生”的特殊生態文化系統，或協調安徽揚子鱷保護區棲息地修復與社區發展時，常使管理陷入“絕對保護”與“民生訴求”的兩難。這深刻表明，我國的生態保護已從“建起來”的規模擴張期，步入“管得好、用得好”的質量提升期，亟待更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引領。

　　修訂草案從以往“一刀切”管控，轉向“科學化、差別化”治理，并非孤立的法律調整，而是深入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和落實2019年中辦、國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的關鍵舉措。它與國家公園法共同構建起我國自然保護地法治體系的“四梁八柱”，其引入的“差別化管控”原則，將保護區劃分為核心保護區與一般保護區，契合了林下經濟“不砍樹也能致富”的需求，化解了保護與發展的二元對立。“差別化管控”是平衡嚴格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核心舉措，標志著我國自然保護地從傳統的粗放管理，向精細化治理提升。

　　無論是依據候鳥遷徙規律實施季節性管控，還是審慎允許延續必要的傳統生產活動，這種“量體裁衣”式的管理，既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特殊案例提供了法治依據，也為生態旅游、林下種養等綠色產業發展開辟了合法空間，實質上是在筑牢生態屏障的同時，為“兩山”轉化鋪設了法治橋梁。

　　修訂草案推動形成“保護與發展內生統一”的社會共識與合力。草案明確寫入“統籌保護與發展”“實現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這意味著自然保護區被系統性地嵌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藍圖。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從此與鄉村振興、產業轉型協同推進。林下經濟的實踐恰是這一理念的生動注腳——它讓農民在守護山林中獲益，讓社區從生態增值中分享紅利，從而將外在的生態紅線約束轉化為內在的主動守護動力。法治的強化，正在通過建立更科學、公平、可持續的規則，引導全社會共建美麗中國、共享生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