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以下簡稱“叢書”）迎來出版1000種這一里程碑。

　　42年，1000種，累計銷量數千萬冊……作為我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宏大的學術翻譯工程，叢書在浩如煙海的外國學術名著中精選精譯，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打造參考“錨點”，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知識的力量。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個金字招牌已經深入人心。柏拉圖《理想國》、盧梭《社會契約論》、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經典之作常銷常熱。

　　近日，隨著《哲學原理》《古典羅馬法》《認知語言學》等“上新”，叢書千種主題展覽在京揭幕，出版研討會同步舉行，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開啟叢書出版新的篇章。

　　“想看得更遠，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2年50種，1996年300種，2011年500種，2024年1000種……一組組數字像一個個腳印，標記著中國人汲取世界學術營養的歷程。“想走得更遠，必須先看得更遠，而想看得更遠，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談到叢書的重要意義，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曾這樣說。

　　這是一套始終與時代緊密相連的叢書。把時間軸拉長，以學術出版扛起文明開化交流互鑒之重任，肇始于百年前風云激蕩的年代。190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物競天擇學說深刻影響了近現代中國。隨后，匯集當時各種學術思潮的叢書陸續推出，為開啟民智、救亡圖存帶來“遠方的蒲公英”。

　　改革開放初期，學術讀物需求劇增，一度出現“圖書荒”。在叢書第一輯發刊詞中，商務印書館時任總編輯陳原感慨：“這套叢書的出版，是時代的需要。”黑格爾《美學》、米涅《法國革命史》、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一批譯著問世，為一代青年學子鋪開廣闊的學術與求知之路。“我們這代學者就是以這套書為鋪路石，一點點確立起當代中國的學術規范。”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韓震說。

　　今天，中國學界早已擺脫“圖書荒”，對叢書出版的期待，從“有沒有”變為“好不好、多不多”，時代召喚著學科種類更豐富、翻譯質量更高、視野更開闊的學術譯作。

　　“近年來，叢書出版有兩個特點，一是時間放寬，二是地區和語言范圍不斷擴大。”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李霞表示。收錄的時間下限，由過去約定俗成的“原著出版于1848年之前”，逐漸向后推至20世紀40年代、80年代乃至世紀末。同時，編者也將目光更多投向西方文明之外，越來越多中亞、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的經典著作次第上架，從原語種直接翻譯的著作日漸增加，帶來原汁原味的學術食糧。

　　“以開放的態度，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

　　“啃下一本漢譯名著，就像在自己的學術生涯刻下一處坐標。”北京大學在讀博士生張鵬瀚說。

　　2017年，一名外賣小哥一邊等餐、一邊看《西方哲學史》的視頻走紅互聯網；地鐵公交上，不少讀者手持叢書、聚精會神閱讀的照片，引發社交媒體上的探討與共鳴；書店里，在莊重震撼的叢書五色“彩虹書墻”前，向往知識的人們打卡拍照……

　　叢書為什么如此受歡迎？除了選題精當、譯文優良、體例嚴謹，更在于其廣泛收錄不同文明的經典之作。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認為，漢譯名著具有經典性和系統性兩大特點，所選書目均為代表各時代、各國家、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精粹的學術經典。

　　“翻譯經典，不僅是兩種語言的對應，更是兩種思想的對話。”對商務印書館學術編輯中心主任李婷婷來說，叢書譯者的這句話令她記憶深刻。小到一個詞，大到一個選本，叢書翻譯始終體現著時代氣息，始終展現著今天的中國人如何看待人類的思想精華。“漢譯名著是要在人類精神世界中找到‘錨點’，服務當下和未來的讀者。”李婷婷說。

　　這座知識的殿堂，由出版界與學術界合力筑就，凝聚著幾代人的心血。美學家朱光潛在辭世前三天，趁家人不在，艱難地向樓上書房爬去，為的是把維柯《新科學》注釋部分完成。歷史學家戚國淦年逾耄耋，堅持為多種書目撰寫序言，他說“序言寫好了，也是學術論文”。

　　今天，一批年富力強、充滿熱情的譯者接過“接力棒”。長期從事學術譯介的學者張卜天，以“開拓中文語言邊界”的態度進行研究型翻譯，經常為一個詞爬梳幾種語言的原著，終成“沒有翻譯腔”的《文明的滴定》，讓“李約瑟難題”被更多學者和普通讀者關注。

　　每一個參與者的專注與用心，匯聚成蔚為大觀的千種“漢譯”，滋養著渴望知識的心田。“漢譯名著打開了一扇世界學術事業發展的窗戶，讓我們能夠以開放的態度，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它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和世界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表示。

　　“從現在開始，我們朝著叢書2000種，揚帆再出發”

　　橙、綠、藍、黃、褐專色墨樣一字排開，蒲公英標識燙金銅版小巧精美。在主題展上，兩組展品吸引參觀者駐足。叢書封面印制的五種色彩和一朵蒲公英，成為萬千讀者心中“知識”的形象代表。

　　“王曦同志：對信中所列的幾個問題，修改如下……”墨綠色的方格稿紙上，工整書寫著譯者對編輯的答復；“老師您好，我查看了一下外文，這里對應的德文應該是……”微信對話框里，編輯與譯者的溝通圖文并茂。主題展上的另一組陳列，展示了幾代叢書編輯與譯者的溝通往事，字里行間，洋溢著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精神。

　　“這套書太厚重了，我們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它。”投身叢書出版工作20多年，李霞如此感慨。用情用心，是因為在編輯團隊看來，他們擔負著一種文化使命。做漢譯，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往前看，有幾輩人積累下的經驗，往后看，有未完成的目標，如果沒做好，既有愧先賢，更有愧來者。

　　以學術譯作肩負起文明互鑒使命，需要扎實的專業素養。近年來，根據出版需求和學界需要，商務印書館持續壯大叢書編輯力量。叢書編輯都是哲學社會科學各專業出身，過去，懂小語種的編輯較為匱乏，翻譯法文、德文、拉丁文等著作，只好以英譯本為對象，難免造成信息損耗，往小了說，可能影響讀者理解，往大了說，甚至不利于國際學術交流。現在，隨著掌握各種語言的編輯隊伍不斷充實，編輯專業能力進一步提高，原汁原味的譯作不斷涌現。

　　定期召開選題規劃會，嚴選書目，正式翻譯前進行試譯稿審核……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品控”規范，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出版工程。如今，數十年經驗凝結成《漢譯名著編輯出版體例規范》《商務印書館學術譯著翻譯規范》等規范性文件，涵養著高質量譯作接續生長的土壤。

　　尤為特別的是，叢書實行篩選機制。進入選題范圍的書目，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或納入各學科名著譯叢出版，進而考察社會對該譯本的評價。那些經過讀者檢驗并最后通過專家論證會考評的書目，才能正式入選“漢譯名著”。

　　談到譯介外國學術名著，山東大學特聘教授洪漢鼎表示：“我們不是西化，而是吸收他們好的東西、優化我們的傳統。”

　　“從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上看，1000種太少了。不怕規模大、不怕時間長、不怕難度高，從現在開始，我們朝著叢書2000種，揚帆再出發。”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