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中山生于1866年，陸皓東生于1868年，章太炎生于1869年，黃興生于1874年，陶成章生于1878年，宋教仁生于1882年，鄒容生于1885年……這些出生在19世紀的“60后”“70后”和“80 后”們，畢竟與你我不同，他們看到的是軟弱腐朽、愚昧反動的清政府，是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國家，是生靈涂炭、哀鴻遍野世態和深陷泥潭、奄奄一息的中華。

　　當“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相繼失敗，陸續成為歷史擺在他們面前時，風華正茂的愛國者們已經不再相信皇帝，不再相信清政府，更不再相信封建專制，而是開啟了用民主共和挽救中華民族的思考與探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陸續起義，先后有15個省宣布獨立，瓦解了清朝的封建統治。清室被迫放棄愛新覺羅氏“天下共主”之地位，接受了“五族共和”。

　　 二

　　早在1906年，孫中山曾非常明確的指出：“民族主義并不是要排斥不同種族的人……民族革命是要完全消滅滿洲民族，這話是錯誤的。”

　　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代理同盟會總理職務的劉揆一也強調，要聯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組成革命團體，推翻清政府的統治。

　　武昌起義爆發后不久，章太炎即致信留學日本的滿族學生強調革命成功后，“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之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孫中山在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的疆域，將“五族共和”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總原則。

　　之后，民國政府在1912年1月5日發表的《宣告各友邦書》中特別表示：要平等對待各族人民，凡是在中華民國法律權威下安居樂業的滿族人民，都應當一視同仁，受到中華民國的保護。同時，在給蒙古王公和滿族貴族的電報中，孫中山進一步明確闡述了“五族共和”思想。他提出，消滅專制并不是對滿族的敵意，而是迎合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愿望，不分漢、滿、蒙、回、藏，與各民族共享人類自由。

　　而清政府最終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建國方針，在《清帝遜位詔書》中，明確提到“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同時又明確了各族一律平等。基于此， 南北雙方就建立一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達成了共識，保證了多民族“國家的延續性”。

　　北洋政府繼南京臨時政府之后，繼續堅持“五族共和”，強調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國家領土，蒙、藏、回疆各地方之民族俱為國民；不再使用藩屬名稱，不再設置理藩專部，成立蒙藏事務局(后改為蒙藏院)，主管蒙藏地方和回部土司行政事務，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的邊疆民族治理機制，基本保持了對邊疆地區的統轄關系。

　　這一時期先后成立的“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 “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 “五族國民合進會”等團體，嘗試化除“漢、滿、蒙、回、藏”的畛域，聯合各民族共同發展。

　　可以說，伴隨著辛亥革命的不斷發展和成功，“中華民族”認同開始超越了各族之間的身份差異，轉而進入到塑造“國民”、構建新的“民族國家”的理想追求中。

　　 三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雖有激烈論戰，但主流共識仍是“化除滿漢畛域、各族混成一體”，為“五族共和”的提出和相關政策的實施奠定思想基礎。

　　晚清時，中國的許多民族被西方學者稱為“漢民族”“滿洲民族”等，但梁啟超指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啟超更是從族群歷史演化的視角對華族、蜀族、吳越族等中國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認為這些都是自有史以來即居于中國的群體，都屬于“中華民族”。

　　及至1911年，伴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民國”的國號和“五族共和”的理念一道，極大的促進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廣泛傳播，也極大的拓展了“中華民族”概念的傳播范圍，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現了“中華民族”的對應詞語。一些如“中華自治協會”“中華教育改進會”等，以“中華”為名稱的團體紛紛建立，積極促進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一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

　　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俞廣衍 王奕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