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英國首相斯塔默。會見中，中方提到了一個關鍵詞：

　　大歷史觀。

　　人類社會發展有其內在規律。當年，英國知識界以技術革新和制度演變的視角，闡述了工業革命對人類歷史文明的意義。這種思想也對中國現代化的早期探索產生過一些影響。

　　時至今日，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且有世界意義的現代化道路，更能夠回答當下國際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

　　它提醒人們，社會要往前走，歸根到底靠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這幾年，西方世界越來越沉迷于“意識形態優先”，很多政策都脫離生產力發展軌道，搞得自己內部矛盾不斷積累、外部關系日趨緊張。一系列的錯誤主張，讓整個西方越來越迷失。

　　西方國家紛紛尋找突破自身困境的出路，先是加拿大總理在達沃斯發表了“世界秩序崩壞”的演講，同時，歐洲多國也在做出轉向。

　　斯塔默此訪，正是典型代表——回歸理性、回歸歷史大勢、回歸多數人切實利益的務實之路。

　　斯塔默多次表示，前幾屆政府對華政策缺乏連貫性，錯失了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深化合作的機會。英國媒體披露，唐寧街10號正逐漸形成一種共識：把頭埋進沙子里、忽視中國的重要性，只會讓英國變得更加貧窮和不安全。

　　這其中，對安全問題的重新審視，反映出長期被“意識形態”主導的西方政治發展至今的邏輯缺陷：

　　真正的“不安全”，是民眾“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存焦慮。和前幾屆英國政府以所謂“安全問題”叫停與中國的合作不同，斯塔默政府明確提出，保護自身安全的最佳途徑是積極的接觸和務實的合作，而不是關閉大門。

　　從英國這幾年的發展軌跡中，可深刻體會到這一問題的嚴峻性。

　　過去幾年，英國揮霍了太多發展的資本。當唐寧街10號忙于價值觀外交和炒作地緣政治時，英國的發展根基，正在悄然坍塌。

　　現在，英國GDP長期在百分之零點幾的低位增長水平徘徊，根本問題在于社會生產率低迷與產業結構失衡。

　　2024年至2025年間，英國商品出口占總出口（包括商品和服務出口）的比例降至40%左右，遠低于2000年時的三分之二水平，創下歷史新低。服務業雖是優勢支柱，但其增長已不足以轉化為整體經濟的新動能。

　　問題傳導至社會民生層面更加直觀。2018年以來，英國CPI急劇攀升，一度超過兩位數，導致英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陷入“極端貧困”的家庭數量創下紀錄——這意味著他們的年收入不足以覆蓋基本食品、能源賬單和衣著開支。

　　從這個角度看，2024年，斯塔默領導的工黨上臺時，接手的正是一個深陷“宿醉”的國家。

　　英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并非一朝一夕，相關論著早已指出：政黨政治已逐漸脫離其社會根基。曾經，英國的政治運作基于民眾需求與現實發展，如今卻背離了這一傳統，公民參與日益衰退，政黨與政治領袖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維護表面上的意識形態話語，實際內容卻日趨空洞。

　　斯塔默率領工黨重新執政，要改變僵局。正如他此次訪華期間反復強調的“我是為了英國人民而來”，其潛臺詞清晰而有力：必須終止那種犧牲普通民眾利益與長遠福祉的舊有路線。

　　工黨議員對斯塔默的評價是“頑強、嚴謹、勤奮、聰明”，他注重解決問題、制定方案并徹底完成任務的特點，也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對比這次訪華與8年前訪華的企業代表團名單，也可以看出其務實。

　　8年前，跟隨時任英國首相梅訪華的英國企業，多聚集在工業制造和科技等行業。而此次代表團更側重金融、法律服務機構和創意產業——這些行業，可以說是英國經濟最后的“家底”。

　　當然，這并不是中英合作的全部可能性。

　　中方明確表達了深化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合作的意愿。據外媒披露，盡管面臨著一些來自內外部的政治壓力，英方也想談生命科學和綠色科技等領域的合作。

　　其中一個亮點是英國的章魚能源——這家2016年才成立的公司，不直接生產電池或硬件，卻掌握了驅動能源轉型的“數字大腦”。

　　這種模式代表了英國經濟在全球分工中的新定位：提供核心軟件與服務創新，而非傳統硬件制造。而當這種創新與中國強大的硬件制造能力和龐大市場對接，能夠轉化出更大的價值。

　　這正是斯塔默政府務實路線的縮影。

　　中英兩國不僅擁有貨物貿易額約1037億美元、服務貿易額有望突破300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近680億美元的合作空間，更面臨著在新一輪生產力變革浪潮下，雙方如何基于實際、找準各自定位與相處之道的重要課題。

　　中英代表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兩類國家：英國是已進入資本主義發展中后期的老牌工業國，在許多定義下被視為一個相對衰落的中等強國；而中國則是一個工業體系完整、各類產業處于上升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英國此次展現出的務實轉向，恰恰與中國倡導的發展理念相向而行。習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英方秉持大歷史觀，超越分歧、相互尊重，把中英合作“大有可為”的潛力轉化成“大有作為”的實績，為中英關系與合作開新局，既造福兩國人民，也惠及世界。

　　這一轉變同樣具有深刻的國際觀察意義。

　　在國際政治的博弈場上，英國始終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過去幾個世紀，英國曾在一些關鍵節點做出順應時代大勢的選擇——從二戰時的戰略抉擇，到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再到“全球英國”的布局。曾幾何時，英國的選擇是西方陣營的風向標。

　　如今，英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將讓“觀察英國人的動作”，再次成為西方社會理解時代風向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