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月28日電（記者闞靜文　劉晨）從“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在相距不到兩公里的地方，相隔17天，美國聯邦執法部門接連奪去兩條人命。

　　“古德之死”和近6年前的“弗洛伊德之死”，同樣也發生在相距不到兩公里的地方。5年多來，執法暴力已令美國社會從“無法呼吸”走向“漫長窒息”。

　　美國暴力執法問題由來已久，在與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槍支泛濫和制度性偏袒等社會積弊的相互交織下，沉疴難解；在共和、民主兩黨相互攻擊、謀求政治利益的黨爭中，愈演愈烈。

　　西班牙《起義報》網站評論：“暴力，美國的組成部分”。

　　“街頭屠殺”，一再發生的執法暴力悲劇

　　“他很溫和，善良，特別有同情心”“他總是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

　　1月25日，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居民在寒風中悼念被槍殺的亞歷克斯·普雷蒂時，這樣評價這名重癥監護室護士。前一天，37歲的普雷蒂被美國執法人員槍殺。

　　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言人稱，普雷蒂當時攜手槍靠近正在執勤的聯邦執法人員，后者遭“暴力抵抗”后“防衛性開槍射擊”。然而，目擊者拍攝的視頻很快拆穿謊言：普雷蒂手中拿著手機，沒有畫面顯示他持有武器。

　　2026年1月25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人們為亞歷克斯·普雷蒂舉行燭光悼念活動。新華社發（朱子于攝）

　　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第二起移民執法致死事件。7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開槍打死美國公民蕾恩·妮科爾·古德。古德被射殺地點距離2020年5月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跪頸執法”而死的地方，僅有約1.6公里。

　　聯邦執法人員的暴力執法點燃明尼阿波利斯市民眾怒火。當地民眾痛訴，“這是街頭屠殺！”“冷血處決令人毛骨悚然……必須立即停止聯邦暴力執法！”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莉迪婭·波爾格林刊文：“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見一場內戰。”

　　“對于我們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ICE暴力執法行動讓我們恐懼和憤怒。”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亞當·明特說。

　　明特所說的ICE，在2003年由美國移民和歸化局（INS）等機構整合而成，目前是美國國土安全部下屬最大的警察與海關機構。德國《每日鏡報》網站報道，去年夏天以來，ICE執法人員在31起事件中使用槍支并造成11人傷亡，另有32人在羈押期間死亡，目前有約7萬人被關押在ICE的拘留所。

　　ICE只是美國執法暴力的冰山一角。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研究顯示，美國每年約有25萬人在執法過程中因不當執法行為受傷，另有600余人死于執法人員之手。據美國“警察暴力地圖”網站統計，2025年，美國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沒有出現美國警方致人死亡案件。

　　“國家暴力籠罩在美國街頭。”《每日鏡報》報道說。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文章認為，美國執法文化已然崩潰，殘暴和非人性化理念深植在許多執法部門內。

　　“惡性循環”，執法暴力的歷史與社會根源

　　美國執法暴力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并與種族歧視、貧富差距、槍支泛濫等問題相互交織，形成“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美國的執法和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紀。當時，美國南方出現由白人組成的奴隸巡邏隊，負責追捕從種植園逃跑的黑人奴隸。奴隸巡邏隊在追捕過程中被允許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網站刊文指出，美國現代法律體系深深根植于奴隸制。

　　2022年5月25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弗洛伊德的家人參加哀悼活動，紀念弗洛伊德遇害兩周年。新華社發（本·布魯爾攝）

　　這樣的歷史根源，讓美國執法體系從誕生起便帶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19世紀，隨著美國城市化高速推進，犯罪問題成為城市治理一大難題。1838年，美國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頓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群體對治安問題的擔憂。

　　執法體系中的種族主義讓暴力執法長期存在并延續至今。據統計，從2013年至今，美國黑人因警方執法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群體的2.8倍。“弗洛伊德之死”曾掀起美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抗議和騷亂，但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5年多過去，近9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警察與黑人間的關系并未改善甚至變得更糟。

　　貧富差距是透視美國執法暴力的另一視角。美國警務公平中心研究員賈斯廷·費爾德曼指出，美國貧窮白人也面臨執法暴力威脅。社區人口貧困率與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關系，最貧困社區比最富裕社區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美國執法體系中的種族與階級偏見揭示，暴力執法是美國社會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文說，歷史和現實表明，美國警察維護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經濟等級制度以及邊境限制”。而“邊境限制”正是“古德之死”的關鍵詞。

　　此外，美國槍支泛濫與警察暴力執法之間也形成了一種“暴力循環”。美國是世界上民間槍支保有量最多的國家。多家機構估算，美國2024年民間擁有槍支數量約為4億至5億支，超過美國3.4億多的人口總數。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教授邁克爾·謝拉-阿雷瓦洛指出，在美國這樣槍支數量遠遠超過人口數量的國家，警察等執法人員會假定任何一次執法行動都會遇到攜帶槍支的人，這影響著警察的日常訓練、執法心態和武力使用規則。

　　“豁免護身符”，難上加難的暴力執法問責

　　近年來，美國社會對暴力執法的投訴屢見不鮮，但受懲罰的執法人員寥寥無幾。普雷蒂遭射殺后，聯邦政府第一反應即是為執法人員辯解。美國犯罪學家塞繆爾·沃克直言，美國執法體系最大失敗是無法對濫施暴力建立持久性問責機制。

　　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司法體系為執法人員打造了免責“護身符”。

　　2025年10月18日，在美國紐約，警察在示威游行活動現場執勤。新華社記者張鳳國攝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82年確立對公職人員的“有限豁免權”法律原則，規定警察等公職人員的傷害行為，只要不違反“一個理性人應該知曉的憲法和法規”，就可以免責。這一規定存在諸多模糊之處，使法官在具體案件判決時有較大解釋空間，在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必須有“情節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執法人員違法。因此，法官在審理這類案件中鮮少作出違法判決。

　　美國媒體分析，近年來眾多對警察不當執法追責的訴訟案中，“有限豁免權”成為保護警方的“盾牌”。不少有“黑歷史”的警察借此長期混跡執法隊伍中，行為愈發肆無忌憚。據報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時任警察德雷克·肖萬在“跪殺”弗洛伊德之前，已收到至少17起投訴，其中16起以無任何處罰的結果不了了之。

　　特朗普政府近日還聲稱，射殺古德的ICE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網站刊文指出，所謂“絕對豁免權”意味著，所有與ICE執法行為相關的指控在進入調查取證階段前便會被直接駁回，將從根本上改變執法行為既有規范，進而對美國執法體系產生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

　　除司法“護身符”外，美國的執法機構體系也弱化了問責機制。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報告顯示，美國警察機構分聯邦、州、縣、地方四級，各級機構相互獨立、自主權極大，這也導致聯邦層面的問責體系形同虛設，連不當執法的信息都難以掌握。

　　“仇恨撕裂”，黨爭極化下的執法暴力

　　從“我無法呼吸”，到“為古德伸張正義”，再到“喊出普雷蒂的名字”……憤怒一次次在美國上演。暴力執法問題始終未能解決，背后是一個深陷黨爭漩渦的美國。

　　這是2025年11月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國國會大廈。新華社記者胡友松攝

　　兩起射殺事件后，兩黨在事件定性、調查權限上各執一詞：特朗普政府及共和黨陣營將普雷蒂和古德定性為“本土恐怖分子”“職業煽動者”等，而民主黨則譴責執法者濫用暴力，雙方互指對方應承擔責任。

　　有美媒評論，在移民問題高度政治化的當下，共和黨需要為其“強硬執法”尋找辯護依據，民主黨則把“暴力執法”塑造為攻擊特朗普政府的靶子。隨著中期選舉臨近，兩黨都急于證明自身立場的正當性，借此推進自身議程、拉攏搖擺選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淪為政治算計的犧牲品。

　　兩黨對立加劇社會戾氣，也為暴力執法埋下禍根。正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評論：“‘普雷蒂之死’與其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如說是一系列矛盾問題累積的結果。”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報告將由黨派對立催生的社會撕裂稱為“情感極化”，而在針對特定群體的貶低性敘事下，“情感極化”會使憤怒情緒更易轉化為暴力行為。

　　當前，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強硬移民政策時，不斷質疑少數族裔身份的合法性；而民主黨人為爭取少數族裔支持，將執法機構稱為種族壓迫的工具。這種“雙向妖魔化”敘事加劇社會“情感極化”，激化執法人員和民眾間的矛盾。

　　愈演愈烈的黨爭還導致執法體系改革陷入停滯。弗洛伊德案后，民主黨曾提出警察不當執法的問責法案，但兩黨為了政治利益在國會反復拉扯、相互掣肘，法案始終未能通過。執法系統改革被裹挾于黨爭中，暴力執法亂象難以根除、循環往復。

　　“美國已成為一個被黨爭仇恨撕裂的國家。”美國《時代》周刊寫道。層出不窮的暴力執法、無休無止的兩黨爭斗，是美國制度缺陷與治理失靈的又一例證，正加深美國民眾對未來的迷茫與不安。（漫畫：于艾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