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美國“斬殺線”成為熱搜詞。這個詞形象勾勒出當下部分美國人脆弱的生活現狀：一場突發疾病、一筆逾期房租，便可擊穿他們的經濟基礎，繼而引發連鎖反應，令他們陷入難以逆轉的生存危機。

　　專家指出，“斬殺線”的存在，暴露了美國民生“安全網”的嚴重缺陷。其根源在于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邏輯、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的“弱者淘汰”，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發展權因而被無情拋棄。

　　任何意外都可能是“致命一擊”

　　新年伊始，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中心，大量流浪漢露宿街頭。他們衣著單薄、神情呆滯，排隊領取救濟食品。

　　據美國媒體此前報道，這些流浪漢中不少人都曾有固定工作，如售貨員、公司職員，甚至不乏中產階層。只因突然失業或一場重病，他們觸碰到“斬殺線”，生活急轉直下，直至流落街頭，再無翻身之力。

　　“斬殺線”源于多人在線戰術競技類游戲術語，特指游戲作戰單位的生命值下跌至某一臨界數值時，易觸發對手特定技能而“一擊斃命”。在美國民生語境中，還有個與“斬殺線”相關的概念，即美國聯合慈善總會于2009年提出的“ALICE門檻”。

　　ALICE是英文“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首字母縮寫，也就是“資產有限、收入吃緊但被雇傭”。“ALICE門檻”可以看作個體或家庭維持食品、住房、育兒、交通及醫療等基本生活開支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線。

　　美國非營利組織ALICE聯盟2025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23年全美有42%的家庭收入未達“ALICE門檻”，而處于“聯邦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比例是13%。這意味著，約有29%的家庭收入高于“聯邦貧困線”卻未達到“ALICE門檻”。這部分群體面臨“負擔重”又“沒救濟”的困境，長期游離在社會政策的關注視野之外，生活稍有變故，就可能跌入“斬殺線”以下。

　　美國“精簡”資產管理公司投資組合經理邁克爾·格林認為，美國“聯邦貧困線”的劃定標準與現實嚴重脫節。美國政府仍在沿用1963年設定的計算公式，而數十年來美國家庭基本生活成本卻持續攀升。在收支勉強平衡的脆弱狀態下，任何意外都可成為導致個人破產的“致命一擊”。

　　高昂生活成本擠壓民生空間

　　部分美國人跌入“斬殺線”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生活成本高，而體制層面缺陷和超前消費文化等因素疊加，進一步加劇其生活困頓。

　　首先是醫療負擔。美國凱澤家族基金會近期針對美國成年人展開的調查顯示，44%的受訪者表示難以承擔醫療開支；28%的人則說自己或家庭成員在過去一年中有過“看不起病”的經歷；36%的受訪者稱因高昂醫療費而放棄或延遲治療，其中18%的人因此導致健康狀況惡化。

　　其次是稅收壓力。美國公民需承擔名目繁雜的稅種。民眾在繳納聯邦稅之外，還需承擔州稅與地方稅，在加州等高稅收州居民的納稅負擔更重。

　　還有信貸風險。美國社會盛行超前消費，“寅吃卯糧”的消費模式導致不少家庭債務纏身。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數據顯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國家庭總債務攀升至18.6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較前一季度上漲1970億美元。其中，抵押貸款是債務的主要構成部分，達13.07萬億美元。

　　非住房類債務規模也在增長。2025年第三季度，美國人信用卡欠款約為1.23萬億美元，汽車貸款債務達1.66萬億美元。逾期90天以上的嚴重拖欠違約狀況占比也在上升。此外，學生貸款違約現象也日益普遍，而這通常是爆發更多個人財務危機的先兆。

　　債務違約一旦發生，便會引發一系列后果：包括工資被扣、不動產被拍賣、汽車等資產被處置等。債務違約者的信用評分將迅速降低，繼而陷入“求職碰壁、租房無門、貸款無路”的絕境。

　　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李其將“斬殺線”現象歸因于美國服務業價格的結構性失衡。近幾十年來，美國民眾的醫療、住房等服務性支出大幅上漲，一旦遭遇失業沖擊，收入急劇下降，而房貸還款、醫療開銷等并未減少，各類風險會瞬間集中爆發。

　　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分析人士認為，“斬殺線”現象并非個體偶發困境，其根源在于奉行“利益至上”“資本優先”的美式資本主義運行邏輯。在這一邏輯主導下，社會資源的分配并非以民眾福祉為導向，而是圍繞資本回報與利潤最大化展開。

　　以去年7月生效的“大而美”稅收與支出法案為例，該法案一邊大幅削減面向底層民眾的食品救濟與醫療補助，一邊為高收入群體推出更大規模減稅政策，美國《大西洋月刊》稱其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向上轉移”。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刊文說，“大而美”法案疊加關稅措施，將在2027年前造成99%的美國民眾收入下降，而最富有的1%群體則從中獲益。

　　還有學者認為，“斬殺線”的存在與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取向有一定關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哲指出，“斬殺線”體現了美國社會信奉“贏家通吃、輸家出局”的叢林法則，這背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全面滲透。在此規則下，政府政策設計的出發點并非守護生存尊嚴的人本理念，而是要“保障資本完整性”。

　　此外，美國政客也缺乏直面并解決民生困境的意愿和動力。以去年長達43天的美國聯邦政府“停擺”為例。共和、民主兩黨官員和議員以醫保福利支出為借口，競相推進各自的政治議程，上演一出黨爭鬧劇，導致面向4000多萬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救濟項目中斷、大量聯邦雇員無薪度日。

　　美國政治組織“林肯計劃”聯合創始人里德·蓋倫表示，這些官員和議員“缺乏政治上妥協和斡旋的動力，也不愿尋求服務美國民眾的解決方案”。正如曾擔任艾奧瓦州聯邦眾議員的格雷格·丘薩克所說，美國底層民眾往往因富人或掌權者的蔑視而被剝奪權益，“這個國家從來都不是窮人適宜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