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本系列上期文章回顧了日本一步步“自我松綁”，試探憲法邊界，解禁集體自衛權并架空“和平憲法”和“專守防衛”原則的歷史。令人警惕的是，日本近年來繼續大幅調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謀求發展進攻性武器，圖謀放棄“無核三原則”。本系列最后一篇文章將繼續請專家為讀者解讀，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后，如何進一步擴軍備武，加速推動日本列島向“戰爭化列島”轉型。對于這一危險態勢，國際輿論對于日本軍國主義“還魂”的擔憂正在加劇，警戒的呼聲日益高漲。

　　“日本的‘戰爭準備’正全面鋪開”

　　“隨著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及相關法律調整，日本自衛隊在職能結構、決策地位、軍事規模、武器裝備等方面，已完全偏離原有的‘自衛’原則。”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劉江永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劉江永進一步分析說，在國內部署、輿論引導、產業轉型等多個層面，日本的“戰爭準備”正全面鋪開。從國內部署來看，首先，日本重點在琉球群島部署進攻性導彈基地，將靠近中國的島嶼打造成針對中國沿海經濟命脈的“前沿陣地”；其次，日本在本土擴建F-35戰機基地與彈藥庫，部分項目甚至繞過地方政府直接推進，引發沖繩等地區民眾抗議；最后，日本將部分防衛費用投入“安全韌性”建設，比如研發“萬能型血漿”，制定細化至“戰俘處理”的戰時法律，改造民用港口為“軍民兩用”，修建具備核戰爭防護能力的掩體，推動日本列島向“戰爭化列島”轉型。

　　劉江永認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通過輿論引導和產業轉型鞏固擴軍基礎。在輿論層面，日本長期借釣魚島問題，在國內進行“洗腦式”宣傳，導致日本民眾對中國認知偏差持續擴大，進而為擴軍備戰、“琉球軍事部署”等爭取民意支持。在產業層面，戰后日本無獨立軍工體系，武器零件多由民企通過防衛省保密采購生產，如今日本推動這些企業向“軍工主導型”轉型，甚至已實現F-35戰機零部件向美國返銷，反映出其軍工產業規模快速擴張。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常思純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除了自身由守轉攻外，日本也在推進與美國的軍事一體化，謀求將行動范圍從本土及周邊拓展至“全球常態化部署”。從日美軍事一體化來看，日本自衛隊今年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推進構建日美聯合指揮體系；同時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推動對美返銷武器裝備，并為美軍戰機艦艇提供維護與修理，強化雙方在防衛設備開發、生產、維護方面的合作。在行動范圍擴大方面，日本先后與澳大利亞、英國、菲律賓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強化“日美+”小多邊軍事協作。日本自衛隊頻繁參與有關國家雙、多邊聯合軍演，日本派出軍力規模持續增長。

　　“修憲風險正持續累積”

　　11月24日，日本熊本市舉行大規模市民集會，與會者公開表達對日本政府軍事擴張計劃的強烈反對，抗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發表的涉臺錯誤言論。“高市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發言本身，無異于一份宣戰聲明。”日本熊本縣和平委員會會長松本泰尚對《環球時報》記者直言。他告訴記者，高市的言論并非偶然，而是日本政壇長期右傾化的必然結果。他透露，自己生活在軍事設施周邊，明顯感受到相關軍事活動的規模、時長和頻率不斷升級，“戰爭陰影已經逐漸籠罩普通民眾的生活”。

　　高市早苗是日本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堅定的“修憲派”。據劉江永介紹，日本“修憲派”的核心訴求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修改天皇制相關條款，試圖將天皇從“國家象征”轉變為“國家元首”以恢復其部分實權；第二，降低“修憲”門檻，將國會通過條件從需2/3多數改為過半數即可；第三，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在此問題上，自民黨內不同派別主張存在差異：有的主張廢除“不得擁有海陸空三軍”的限制，將“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賦予其合法軍隊身份，并在憲法中明確寫入“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為日本海外用兵提供法理依據；而有的主張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名義上強調“自衛”屬性，對是否會聯合美軍作戰并不明確界定。

　　劉江永表示，日本國內的修憲動向非常值得警惕。盡管目前修憲在國會席位、黨內共識、民眾支持等方面仍存在障礙，但在政治右傾化背景下，修憲風險正持續累積。日本右翼勢力的言行已呈現出“軍國主義思想復古”傾向，若未來“修憲派”達成目標，明確自衛隊“軍隊”屬性與集體自衛權合法性，日本將在軍國主義“還魂”道路上邁出更危險的一步。

　　在松本泰尚看來，當前日本的軍事動向與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密切相關。他告訴記者，日本談論歷史經常從太平洋戰爭末期、1945年日本戰敗前后開始，相當于把二戰后80年視為日本的“受害史”（如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等）。“而從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到1945年日本戰敗，這大約50年的歷史在日本很少被提及……從甲午戰爭開始，到日俄戰爭，再到大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這才是完整的歷史脈絡。如果只把戰后80年視作日本‘受害史’，對日本給別國造成的傷害只字不提，國民怎能明白戰爭為何會發生？”松本慨嘆道。

　　“最終只會讓日本陷入危險境地”

　　松本泰尚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右翼勢力長期通過修改相關法律為發動戰爭“鋪路”，在民眾不知不覺中逐漸模糊“自衛隊”與“軍隊”的界限，“這最終只會讓日本陷入危險境地”。

　　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植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如果日本修改憲法，它將不再是‘和平憲法’，而是‘反和平憲法’。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開始走上‘軍事大國化’道路，這恐將引發軍備競賽，對韓國和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加重兩國軍費負擔，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東亞地區局勢動蕩。對此，中韓都應盡力阻止。”

　　馬來西亞-中國友好協會研究員、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前副所長張彼得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看來，日本近些年的安保政策轉向不僅僅是日本內政的調整，更將影響整個地區的安全架構。他說：“‘和平憲法’在地區內發揮著‘信心建設’作用——它讓曾遭受戰爭創傷的鄰國相信，日本的力量將被規范于經濟和外交領域。動搖‘和平憲法’將徹底改變這種信任。日本恐將以‘強權即公理’范式取代‘東盟方式’，這一后果對各方來說都無法承受。”

　　“把日本右翼勢力擴張視為對華制衡，短視且危險”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但縱觀歐亞大陸，歷史正以令人不安的熟悉姿態重演。”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政策顧問鮑韶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新法西斯主義”思潮正在歐洲和亞洲逐步披上“愛國主義”“國家安全”“自衛行動”等外衣，這種意識形態洗白的過程正是這場復蘇浪潮的危險所在。其中，日本的政治軌跡對亞洲的影響尤為突出——戰時日本軍國主義對這片土地造成的傷口仍未愈合。

　　鮑韶山認為，日本重新闡釋歷史意味著重新定義當下的道德邊界，而一旦對侵略歷史的記憶被淡化，阻止戰爭再度發生的約束力也將減弱。他說：“西方世界有時把日本右翼勢力擴張視為對華制衡，這種認知短視且危險。它忽視了亞洲各國對此轉變的切身體驗——從朝鮮半島到東南亞，日本加速右轉并非是地緣政治平衡，而是對那段曾摧毀大半個亞洲的歷史枷鎖的移除。”

　　“倘若日本執意與‘臺獨’勢力推進所謂‘集體安全’，那反倒將制造出一場日本聲稱要避免的‘存亡危機’。”在美國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馬奧尼看來，如果日本追求的真的是它聲稱要維護的所謂“集體安全”，就更應該恪守國際準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馬奧尼對記者表示，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歷史事實已獲得國際法律文件確定以及國際社會廣泛共識，日本無權干涉中國內政。日本必須正確認識歷史，更應當立足于亞洲構建真正的集體安全，而非充當美國戰略的“基地”。

　　印尼—中國伙伴關系研究中心主任維羅妮卡表示：“日本政策的變動必將影響到地區乃至全球安全。我希望日本能夠繼續遵守‘和平憲法’，堅持‘專守防衛’原則。我也希望日本能深刻汲取歷史教訓，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做更多有利于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結語：忘戰必危、好戰必亡。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亞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專守防衛”原則是日本戰后對國際和平秩序的鄭重承諾，不再重新走軍國主義老路是國際社會寄予日本信任的基礎。當下，日本右翼勢力正極力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在強軍擴武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絕不能允許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絕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絕不允許世界和平穩定再遭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