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0年5月25日，美國一名非裔男子的死亡，震驚世界。

　　在遭到警察單膝跪壓頸部“致命的9分29秒”里，他喊了27次“我不能呼吸”，卻仍沒能逃脫將他推向“死神”的那雙手。

　　喬治·弗洛伊德——這個名字，以一種悲傷的方式，被世人記住。

　　四年過去，個案的正義伸張，不但沒有帶來系統性的改善，流沙之上的“人權堡壘”更是不斷塌陷。人們不禁發問，為什么在美國，弗洛伊德們，越來越多？

　　接受中新網采訪時，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李海東指出，這些現象的發生，實際上反映出美國自身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毒瘤”難以拔除，其自身治理存在嚴重缺陷。今天的美國社會，距離“平等”這一理想目標，還很遙遠。

　　“他不會是最后一個”

　　在美國，悼念和抗爭從未停止，因為弗洛伊德“不會是最后一個”。

　　“黑人的命也是命！”自弗洛伊德事件以來，許多非裔美國人紛紛走上街頭。反種族歧視和反警察暴力的呼聲，在全美范圍內持續高漲。

　　近年來，在5月25日這一天，全美各地的人們，會以多種形式紀念弗洛伊德。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舉行網上默哀，美國多地官員單膝跪地數分鐘悼念，反抗游行和演講活動不斷上演……

　　弗洛伊德的家人，為宣揚種族平等，也在為推動美國警察問責制建設而努力。

　　弗洛伊德的遭遇不是個案，而是美國非裔等少數族裔承受警察暴力行為的縮影。

　　據美國“警察暴力地圖”網站統計，2023年，美國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共致至少1247人喪生。其中，只占美國總人口13%的非洲裔，在所有受害者中占到了27%。

　　截至2024年5月10日的數據顯示，在不到半年時間里，全美國有433人命喪警察之手。

　　在美國，非裔美國人屢屢成為暴力執法的受害者——近期，輿論再次聚焦美國社會這一痛點。

　　2024年4月，美國俄亥俄州坎頓警方接到一起單車撞車事故的報警。隨后，一名叫做弗蘭克·泰森的53歲非裔男子，被警察用膝蓋跪壓約30秒，期間多次表示“我無法呼吸”，經醫院搶救無效后被宣布死亡。

　　5月，在佛羅里達州，居家的23歲美國空軍現役飛行員羅杰·福特森聽到敲門聲，出于警覺，回屋取出一支手槍并打開了門，隨后遭警察槍殺而亡。中槍的福特森說的最后一句話也是“我無法呼吸”。針對被公布的視頻內容，家屬指出，警察開槍前并沒有要求福特森放下武器。

　　“作為一位年輕的非裔，他曾為這個國家而戰。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國家會站起來為他而戰嗎？”在福特森的葬禮上，牧師夏普頓發出質問。

　　從弗洛伊德，到弗洛伊德“2.0版”“3.0版”……一樁樁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警方濫用暴力事件，發人深省。四年過去了，美國的種族歧視“毒瘤”，“毒性”愈發強烈。

　　“我無法呼吸”

　　“我無法呼吸”，是承受致命重壓之下的弗洛伊德們，留下的同一句話。背后更是他們對美國種族歧視、警察暴力執法等諸多社會問題的無奈吶喊。

　　究竟是什么原因，釀成了悲劇？

　　首先，美國一些地區的警務工作中，濫用暴力行為普遍存在。

　　“弗洛伊德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國內警察的執法過程中，非裔被濫用暴力或遭遇槍殺的情況早已屢見不鮮。”李海東對中新網指出。

　　2018年，在明尼蘇達州，31歲的非裔美國人瑟曼·布萊文斯在持槍穿過一條小巷時被槍殺，當時他大喊著“我什么都沒做，請不要向我開槍”。

　　2019年，在科羅拉多州，當地警察局接到一起“有可疑之人在郊區出現”的報警，不久后，23歲的非裔男子伊利亞·麥克萊恩被警察強行拘留。當被按倒在地遭扼喉之際，他七次向警察哀求：“我不能呼吸”，隨后被醫護人員注射氯胺酮。三天后，麥克萊恩被宣布死亡。

　　第二，是充滿偏見的社會認知。

　　李海東認為，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毒瘤”難以拔除，是導致弗洛伊德之死等類似事件最根本的原因。

　　李海東表示，“種族主義，是從美國這個移民國家自誕生時就帶有的‘基因’，在其將近250年的發展中，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被很好地解決，反而還在持續惡化。”

　　《紐約時報》指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在內，一些美國本土的警察局普遍存在種族歧視現象。種族歧視已深深嵌入美國社會的各方面，幾乎與其社會制度密不可分。更致命的是，“白人警察殺死非裔可能無罪”，幾乎已經成為了人們的固定印象。

　　“從失望到絕望再到沉默”

　　“非裔等少數族裔群體對其自身在美國社會中所處的政治、經濟或文化地位的感受不同，由于長期遭受種族歧視和偏見，他們對于任何涉及種族歧視的語言、行為和政策都很敏感，這就導致一旦出現弗洛伊德類似事件，這一群體的爆發力就會特別強。”李海東說。

　　李海東進一步指出，這種現象也反映出，當今美國社會距離“平等”這一理想目標還很遙遠，“美國自身的治理存在嚴重缺陷”。

　　隨著美國反種族歧視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興起，一方面，美國各地一些警察迫于壓力紛紛辭職；與此同時，要求削減警察部隊開支的呼聲，也在全美多地響起。不過，《紐約時報》指出，這項運動基本上“沒有成功”，有些警局的預算甚至還在增加。

　　近年來，美國總統拜登多次呼吁國會通過“有意義的”警察改革法案，但直到如今，該法案仍然進展甚微，警察體制改革依然遙遙無期。

　　個案的正義伸張，為何沒有促使美國帶來系統性問題的改善？

　　李海東認為，美國民眾的身份認同正在削弱甚至消失，他們的國家認同也在變得“高度混亂”。

　　“話語權更大的精英群體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對于許多少數族裔和底層白人而言，他們不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反而覺得是被國家拋棄的那一撥人。”李海東分析稱，一些民眾身份認同上的“高度混亂”，導致美國社會難以產生內聚力。

　　他補充說，許多美國民眾通過自身經歷，尤其是像弗洛伊德這樣的悲慘遭遇，切實地感受到國家沒有維護他們的權利，于是不再相信精英的那一套話語。

　　李海東指出，在就業、醫保和教育等方面，美國政客或精英群體采取的政策，長期以來未能解決各族裔群體的訴求。這導致美國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對于這個國家的既有體制或政策感到失望，并從開始的失望，到絕望，再到無語，直到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在美國，這種惡性循環沒有被打破。

　　美國民權運動的標志性歌曲《改變即將到來》，曾在弗洛伊德的葬禮上響起。然而，倘若美國警察執法時濫用暴力的現狀沒有根本性改變，種族主義彌漫的社會氛圍也無法改善，“弗洛伊德”們的 “無法呼吸”之“痛”，又將如何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