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1979年開始接受聯合國的發展援助。40多年來，聯合國機構對我國的援助領域廣泛，減貧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有些項目持續合作至今。40多年來，我國與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教育合作改善了農村地區的教育發展情況；與聯合國教育合作取得的經驗，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減貧與發展提供了借鑒，對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教育脫貧攻堅戰，亦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近期，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滿生研究員，作為深入參與我國與聯合國機構教育合作項目的專家，接受了本報專訪，回顧了多年來中國與聯合國的教育合作情況，并分析了各項合作對于全國甚至全球教育發展的意義。

　　 多方合作，提升貧困地區教育質量

　　記者：我國從1979年開始接受聯合國的發展援助，40多年來，聯合國與我國在教育領域的合作有哪些？

　　周滿生：從1982年起，我國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開展了幼兒園與小學銜接、學前教育師資培訓、學前教育機構一體化教育的教學策略等多個兒童早期教育與發展領域合作項目，為開展兒童早期教育與發展項目奠定了重要基礎。1986—1995年，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的支持下，甘肅省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了一項國際教育合作項目“在初等教育中提高小學生成就水平的聯合革新計劃”；2001—2010年，教育部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貧困地區合作開展了“早期兒童養育與發展”項目。2001年，為加速農村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和發展，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在全球范圍內倡導的愛生學校引入我國，并成為我國教育部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兩個合作周期中，以促進農村義務教育普及和提高為目標的基礎教育項目的主線及核心內容。

　　記者：這些項目的開展是建立在我國教育怎樣的發展需求之下？

　　周滿生：當時，在西部特別是邊遠、貧困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的普及從供和求兩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困難和差距。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質量低、資源匱乏、觀念陳舊、管理模式、對質量的評價模式單一，貧困家庭仍要負擔一定的教育費用。農村和貧困家庭的兒童，在享有最基本的教育方面還面臨障礙。西部地區小學及初中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平等入學方面，女童處于弱勢，在最貧困和邊遠地區，女童的輟學率高于男童，女童完成小學六年初等教育的比例也低于男童。

　　 在學前教育方面，隨著經濟社會改革發展，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學前教育體制機制發生了深刻的改變。但在2000年，全國仍有60%的3—6歲幼兒沒有接受過幼兒園（班）教育，農村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僅為35%，且城鄉差距大，貧困地區的農村幼兒園規模和質量遠不能滿足需求。越來越多進入城鎮的流動兒童、遠離父母的農村留守兒童和殘疾兒童迫切需要接受早期教育。

　　 針對我國農村貧困地區在不同時期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教育部與聯合國相關機構進行合作，有針對性地在貧困地區進行試點，尋求解決方法，并希望形成提升貧困地區教育質量的經驗，在我國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進行推廣。

　　 總結經驗，科學有效推動教育發展

　　記者：在這些項目中，“革新計劃”開展的時間最早。請您簡要回顧一下這個項目的開展經過和取得的成效。

　　周滿生：“革新計劃”從1986年9月開始實施，甘肅圍繞計劃六因素中的前四個因素，即關注學前教育、教材教法研究，重視教師培訓、家長社會參與。1989年，項目擴散到全省14個地市的500多所小學，覆蓋學生6萬多人。1993年，項目擴散到全省各地的1000多所學校。參與這項綜合實驗的有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教研部門和實驗學校的校長、教師萬余人，進入實驗的學生有十多萬人。

　　 在實施重點和方法上，“革新計劃”實驗從分析邊遠、落后和不發達地區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的現象入手，進行追因研究；把影響教育質量的四個關鍵因素（學前準備、師資培訓、教材教法改進、社區支持）作為實驗因子和革新活動的重點活動領域；以革新教育思想為指導，以人員培訓為基本手段，以“雙向參與”為特征，著重傳播新的教育思想，激發全體教師進行教育革新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以研究為機制，結合革新實驗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的研究專題，舉辦和組織校際、縣際、省際和國際交流研討和合作研究；等等。

　　 這項實驗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教育效益。提高入學率和學前教育率，降低留級率、輟學率，追求按時學完率是反映“革新計劃”實驗結果的重要內容。實驗建立和應用了多種評價方式，促進了兒童入學前的有效準備。實驗促進了幼小銜接，密切了學校與家庭的聯系，縮小了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差距，在思想觀念上也是個革新和進步；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教育革新隊伍，培養了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改革的骨干力量，為順利實施實驗的各項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改進了教學方法；形成了農村社區與小學教育雙向參與的新局面。

　　記者：請您再簡要回顧一下“早期兒童養育與發展”項目的開展過程，以及該項目取得的經驗。

　　周滿生：這個項目的預期目標是，探索農村以社區為基礎的學前教育發展機制和路徑，建立適宜農村的靈活多樣的學前教育服務形式，為保障適齡幼兒接受公平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先期摸索經驗，提供示范引領。

　　 在國家政策方面，加強對幼教事業發展問題的調查研究,依托研究單位對幼兒教育政策進行回顧研究、支持學前教育立法調研等工作；定期舉行地方試點策略研討和經驗交流，資助試點地區自主設計，開展因地制宜的項目活動；在中西部開展愛生幼兒園項目，建立農村低成本、多樣化的早期教育機構模式，為特殊幼兒提供隨班就讀的機會等；在更加偏遠、沒有幼兒園的地方試行“父母支持兒童入學準備”實驗項目及多種形式的走教、非正規教育項目等；充分運用國際資源，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合作，為項目提供技術保證。如在指南研發過程中，教育部召集了中方21位兒童發展和學前教育領域的學者多次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舉辦的全球性和亞太地區的培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總部聘請專家來中國進行了兩次培訓。專家多方位指導使項目執行和評估能力顯著提高。

　　記者：“愛生學校”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全球范圍內倡導的減貧項目，因此需要在不同國家因地制宜地開展。那么，這個項目在我國是如何開始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周滿生：的確，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在探索多樣化的愛生學校中國模式，為農村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學校的改進、為每一個農村學齡兒童包括女童的平等入學和有效學習提供可資借鑒的模式和樣板；結合國家政策和國際理念，制定和實施《中國愛生學校標準》，使之成為學校有效改進的指南，促進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提高。在2001—2005年周期內，“愛生學校”項目以試點為主，通過教師培訓改變師生關系、營造互動式的教學氛圍；通過校長培訓，創新學校的管理方式，為在更大范圍內的項目實施奠定基礎。在2006—2010年周期，項目兼顧深化試點和標準制定，擴大了試點地區和試點內容，強調全方位改善學校氛圍與環境，保障兒童在入學、學習過程、師生關系、家校關系和學校生活中的平等、全納、積極參與和有效學習；把“愛生學校”理念擴大到“愛生”與“愛師”并重，凸顯教師在建設愛生學校中的重要作用；把標準的制定納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教育部的合作計劃，多渠道擴大愛生學校的影響。

　　助力減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經驗

　　記者：我國與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教育合作項目時間跨度很長，在我國不同時期的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實踐中探索出了不同的經驗。請您簡要分析一下這三個項目的經驗和影響。

　　周滿生：“革新計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早期階段，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下，由甘肅省教育行政、教育科研和基層教育工作者根據該省教育質量低下的實際，通過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合作而進行的一項大規模、長時期的綜合教育革新實驗。“革新計劃”的革新實踐就是聯合國倡導的通過援助教育減貧增智、“教育革新為發展服務”理念的本土化典型案例，是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領域合作的最佳范例之一。

　　 “早期兒童養育與發展”項目開展的有關支持農村早期教育、對弱勢兒童的教育、民辦幼兒園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研究，受到教育部和有關部門的重視，為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同年11月《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兩個重要文件的出臺提供了政策實踐策略和政策理論基礎方面的有力支持。合作項目還支持了國家級指南培訓包的開發，并對各省份主要行政和教研負責人進行了培訓。

　　 “愛生學校”項目以促進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為重點，特別是扎根西部貧困、偏遠和少數民族地區，堅持多樣化的試點，堅持從理念到手段、從措施到制度，為貧困地區兒童特別是女童平等接受現代教育開拓創新，為成功跨越“最后一公里”探索了因時因地、以兒童為本的有效途徑，積累了可推廣的經驗。約2500所愛生學校試點校成為項目地區促進農村兒童特別是貧困兒童及女童平等入學和有效學習的樣板，帶動更多的農村學校改善了辦學理念和校園環境、提高了教育教學的質量。

　　記者：聯合國組織與我國的教育合作項目對于其他國家教育發展和減貧工作是否具有參考價值？這些項目在推動我國今后的國際教育合作方面又有哪些幫助？

　　周滿生：聚焦于兒童，確保每一個人都擁有良好的生命開端，享有充分的教育和未來發展的潛能，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也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教育人口大國，學齡兒童數量龐大，是發展中大國辦大教育的典型。中國在基礎教育中的成就，特別是在為上億的學齡人口提供免費、公平而有質量的九年義務教育方面所作的貢獻，就是對國際減貧事業的最大貢獻。例如，“愛生學校”項目在農村和貧困地區所開創的多樣化的試點和所積累的經驗及資源，也可為在其他類似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實現聯合國提出的到2030年確保全納、公平、有質量的教育提供參照。

　　 發展中國家在幼兒教育中實現公平是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國政府在幼兒教育的普及行動中，將中央政府資金向貧困地區傾斜，以鄉鎮幼兒園的大力發展來增加覆蓋效應，同時對村級和分散的小園進行帶動。項目扎根貧困的基層實際，培養了一批想做、能做、會做的政府干部，他們能夠動員社會資源，擴大貧困地區的教育資源。

　　記者：這些合作項目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教育脫貧攻堅戰，有什么啟發和借鑒作用？

　　周滿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聯合國組織與中國合作開展的這些扶貧典型案例，在多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切實有效的，也是可以復制推廣的。這些項目得到國際組織的充分肯定，在許多國際會議上被介紹推廣。在我國合作實施各省份，也享有較高的聲譽。當然在發展中國家間由于國情不同，也存在著不同的認知偏差和實施差異，在我國區域間、省域間也同樣如此。教育脫貧首先是思想認識的轉變，是文化救助，要因人因戶精準實施教育脫貧，防止“學習無用論”的再度滋生，防止脫貧復貧人口子女輟學的再生。其次，教育脫貧要堅持政府主導、家庭參與、社區配合緊密結合。同時，教育脫貧要與產業幫扶、就業幫扶緊密結合起來，改善貧困人口的就業環境和提升就業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