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0年前沒有被鄉鎮領導請回去當村支書，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寶豐縣趙莊鎮大黃村黨支部書記馬豹子此刻可能還在帶著他的魔術表演團，奔忙于全國各地的劇院、廣場。

　　如果10年前大黃村沒有發展相關產業，村民們的人均年收入不可能從6000余元增長到3萬余元，大黃村也不可能帶動周邊13萬人就業。

　　回想過去這些年，馬豹子用了一連串的假設句。最后，他突然嚴肅地說了一句：“我們這里現在不缺錢，最缺的，還是真正懂得怎么把村子治理好的人才！”

　　苦惱的，不止馬豹子。這幾天，教育如何助力鄉村治理，成了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們談論的重要話題。

　　培養懂鄉村治理的管理型人才

　　人才的捉襟見肘，是制約鄉村振興的最大短板。談到鄉村振興，不少代表指出，當前全國各地普遍的情況是，農村青壯年流入周邊工廠或進城務工，不少村莊成了人去屋空的空心村。對此，有不少代表提出產業興則村興的發展思路。

　　然而，光有產業，不足以振興鄉村。“這幾年，我們大黃村產業發展勢頭很好，既有園林花卉、藥材種植和觀光農業，也建成了300多家企業商戶入駐的魔術文化產業園、小微企業創業園和小商品批發市場。但我最擔心的，還是人才跟不上。”馬豹子說，村里商量要做點兒什么事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這個事，誰能領頭？”

　　這些年，馬豹子總結了一條經驗：為了農村發展，政府和村委會須找到適合的項目，敢于主動“搶”，尤其是搶能人。

　　采訪中，不少代表表示，鄉村振興除了產業振興、農業現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新型職業農民奇缺外，能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和組織振興的鄉村治理人才，更是“一將難求”。

　　“‘窮看窮，富看富，老百姓看村干部’。在村里，村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對鄉村振興很關鍵。”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汾陽市賈家莊鎮賈家莊村黨支部書記邢利民說，“目前，山西很多村子空心化嚴重，有的村子只剩下十幾口人居住。今年我的建議就是圍繞農村人才提的。”

　　“鄉村振興最棘手的就是能人難求。要一勞永逸解決這個難題，只能指望學校來幫忙培養。”據邢利民介紹，現在賈家莊村固定資產達到五六個億。但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就有一個選擇適合本村實際的產業問題，而要選準產業，就得要有見識、了解市場、懂政策的人。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坑里了”。

　　“鄉村振興不只需要技術人才，還需要懂管理、懂治理鄉村的管理型人才。”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湯陰縣向陽莊村黨支部書記葛樹芹認為，目前新型職業農民總量不足、基層農技推廣人才“青黃不接”、隊伍老化問題嚴重，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發展需要，迫切需要國家一方面通過政策，鼓勵高校、農業科研院所師生深入農業一線，指導農村生產實踐，同時可通過委培、聯合培養等方式，為鄉村培養急需的治理人才；另一方面通過創新機制，鼓勵和引導各類人才到鄉村創業興業。

　　培養鄉村振興急需的職業農民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陽市雅民農牧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昭是一位大學生返鄉創業者。2008年，24歲的趙昭放棄在鄭州的工作回鄉養牛。10年來，她的養殖場從幾十頭小牛發展到如今的年存欄優質肉牛800頭、出欄1500頭的規模，產值達1500萬元。趙昭把以自己為代表的返鄉創業者，稱為“新型職業農民”。她認為，這些人是未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主力軍，對農業現代化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我們和傳統農民是有區別的。”趙昭說，像她這樣的農民，除了特別熱愛農村、熱愛農業外，還有一定的能力去經營好自己的產業；對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能力也很強。

　　事實上，像趙昭這樣的新型職業農民正是未來農村最缺的。全國人大代表、揚州大學校長焦新安說，在農村，由于傳統農民文化素質低，對接受現代生產技術和知識的欲望不高。20世紀90年代，我國每年有7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問世，但僅30%—40%得到推廣，10%得到廣泛應用。其原因與農村人口素質密切相關。

　　“早在1975年，日本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就達11.7年，荷蘭農民大多達到高級中等專業農校畢業水平，德國農民中54%受過至少3年的職業培訓。在農村技術推廣人員方面，發達國家農村技術推廣人員與農業人口的比例為1∶100，我國僅為1∶1200，平均1萬畝耕地不足1名技術人員。”焦新安舉例說，“這意味著，涉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將迎來一個大發展的機遇期。前者可以為農業現代化培養高層次科技人才，并源源不斷將最新成果運用于農業實踐；后者則可為廣大農村培養產業發展、鄉村治理所需的新型職業農民。”

　　一個身邊案例，讓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農業大學經管學院院長朱晶教授堅信，用教育之力，育鄉村振興所需之才，就牽住了振興鄉村的“牛鼻子”。

　　幾年前，南京農大深入國貧縣貴州省麻江縣，對其產業精準“號脈”后，將學校3個金牌學科團隊專家，分別和當地紅蒜、鋅硒米、菊花3塊特色“陣地”接上了頭。5年后，鋅硒米畝產超過650公斤；紅蒜畝產超過1000公斤；菊花科研團隊連續3年舉辦的貴州麻江品菊季，帶動旅游綜合收入近1億元，一舉打響了貴州鄉村休閑旅游的新品牌。

　　“教育的作用，就是筑牢鄉村振興的人才‘底座’。”朱晶建議，涉農類職業院校應立足農村振興戰略，為鄉村培養急需的新型職業農民；大中小學要加強學生的農業情懷教育，鼓勵學校創新實施課程思政育人模式，將“三農”情懷教育融入專業學習。同時，國家應通過加大國家獎助學金、學費代償、保研推薦、涉農專業設單列指標等措施，激勵學生積極投身涉農專業學習。

　　建設精神家園引領鄉村文化振興

　　“對人口凈流出的農村來說，流出的不只是青壯年勞動力，也流出了農村的鄉愁和文化。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加快農村所需人才培養和農業技術的普及。”焦新安認為，這是鄉村振興給教育出的一道“應用題”。

　　焦新安建議，國家有必要出臺高校鄉村振興文化引領與服務行動計劃，鼓勵高校建設一批特色鮮明的鄉村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基地，同時支持高校創新體制機制，采取靈活的培養方式，培養更多適應鄉村文化事業發展需要的應用型人才。

　　如果說產業振興是在源頭上為鄉村振興注入活水，那么作為鄉村靈魂和農民精神家園之所在的鄉村文化，就是為鄉村振興疏通河道。采訪中記者發現，對于鄉村振興，多數村支書想到最多的，是發展特色產業，改善村民生活。但是，對于包括鄉村文化保護與振興、組織建設等鄉村治理，都普遍感到困惑。對于他們的困惑，不少代表通過“隔空對話”，支招回應。

　　鄉村治理從哪兒切入？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把解題思路轉向了鄉村傳統。歷史上，中國的鄉村治理主要依靠德高望重的文化長者、開明鄉紳，他們致力于鄉村建設，參與鄉里公共事務，起到了穩定農村、傳承鄉村文明的重要作用。在農村精英流失嚴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農村中小學作為農村文化集散地的獨特作用，另一方面應通過保護古村落、喚醒鄉愁等方式，動員鄉村走出去的文化、商業等精英，服務于鄉村建設。

　　也有代表認為，推進鄉村治理，教育應發揮重大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龐麗娟建議，政府在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中，要加強對包括學校在內的鄉村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力度，并將鄉村學校與鄉村社區共建共享、協同發展，把學校建成鄉村教育與文化的多功能中心，建成鄉村文化的高地、農民的精神家園和“三農”教育的主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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