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的西南邊疆，青藏高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青藏高原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強大的吸引力使得生活在這里的各民族也相應地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這兩種力量形成合力，推動青藏高原文明一直向東發展，成為中華文明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史前時代、吐蕃王朝時期以及元朝以后，是古代史中最為重要的三個階段，中原文化產生的影響通過考古和歷史文獻得到充分證實。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中原文化為廣義概念，指最初以中原地區為先進代表發展起來的廣義的中原文化，也可認其為青藏高原以東、祖國內陸地區的先進文化。

　　1 史前時代：高原的生業基礎與“農業革命”

　　偉大祖國的西南邊陲，雄踞著世界上最大的高原——青藏高原。遼闊的青藏高原經歷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從6億年前寒武紀古特提斯海—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隨著“喜馬拉雅造山運動”而逐漸抬升隆起。地質學證據表明，在距今約4000萬年前，喜馬拉雅地區已經完全升出了海面。在距今約2000萬年到1000萬年前，喜馬拉雅地區迎來了其發展歷史上最重要的、最強烈的抬升運動，使它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地球上最年輕的高原由此誕生。

　　青藏高原古人類誕生的歷史，一直是全球考古學者高度關注的問題。近年來，青藏高原地區舊石器時代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使得人類出現在高原的歷史大大提前。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申扎縣尼阿底舊石器時代遺址人類活動的遺跡距今約5萬年前，西藏阿里地區革吉縣梅龍達普洞穴遺址最早的一期人類遺跡，初步測年數據顯示早于距今5.3萬年，考古學家們認為“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萬年左右”。

　　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已有最初的人類踏上高原。雖然對于人類進入高原的區域、路徑、方式等問題尚在討論之中，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距今10萬年前后，青藏高原的核心區域已經有了一批季節性的狩獵采集人群。從他們在各營地遺留下來的石制工具及其制作工藝特點來看，和我國華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存之間具有諸多共性。如，西藏尼阿底遺址的石葉技術，就與寧夏水洞溝遺址的石葉技術很相似。

　　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和金屬器時代，是青藏高原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考古證據表明，位于西藏昌都距今約5500年前的卡若遺址、小恩達遺址，是人類在高原上最早的定居農業村落，標志著當地從狩獵采集階段進入農作物生產、制作陶器和磨光石器的新石器時代。

　　在這一階段，青藏高原最早出現的農作物是粟，這是中原地區先民培育出的農作物品種，也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廣泛種植的農作物品種之一。考古學家很早就注意到，西藏昌都市卡若遺址的粟作，很可能是從黃河上游地區傳入的。近年來有學者指出，與卡若遺址相鄰近的青藏高原東麓，還有位于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劉家寨遺址、哈休遺址，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尕馬臺遺址、宗日遺址等處，也都出土了馬家窯文化彩陶以及粟、黍等黃河流域常見的農作物，其居址多為半地穴式，這些特征可以說均為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典型特征。因此，青藏高原早期農業的誕生，很可能與黃河中上游、橫斷山脈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尤其是馬家窯文化、宗日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新石器時代高原人類生業基礎具有標志性意義。也就是說，繼華北和北方舊石器時代對青藏高原的影響之后，進入高原農業誕生時期，青藏高原的先民們最先接觸并且吸收的農業技術體系，很可能就是來自中原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而不是同時期西亞、中亞一帶的麥作農業。小麥和大麥雖然后期也陸續傳入青藏高原，但要遲后千年。從考古學證據來看，大約在距今3000年之后，以西藏山南的邦嘎遺址為代表，曾長期作為主要食物品種的粟才逐漸從高原常見食物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麥（青稞為其中的一個品種）為主的作物結構。

　　高原農業的產生，使得過去流動的、以狩獵采集生產方式活動于青藏高原的人群變成了定居于村落的農人，由此帶來了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人們賴以生存的食物供應得到相對有效保障，有更多時間從事其他創造，原始藝術和宗教隨之誕生。

　　卡若遺址出土的彩繪獸形雙體陶罐所飾紋樣與馬家窯文化相似，雙體獸形的設計制作，不僅體現出原始藝術之美，甚至不排除已有某種原始宗教含義孕育其中。類似器形在四川漢源獅子山遺址也有發現，而彩繪的連體陶罐也曾在青海民和縣出土，這證明卡若遺址的彩陶文化和黃河上游以及橫斷山脈的川西北、滇西北高原均有內在聯系，很可能是從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擴散而來的。

　　可以設想，卡若遺址出土的彩繪獸形雙體陶罐屬于易碎器物，不太可能通過長距離的貿易傳播而來，傳播而來的極有可能是制作技術或觀念，而制作者就是卡若先民。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是青藏高原文明進程中第一個重要階段，從這個階段伊始，來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就占據了主要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2 吐蕃王朝：文化的抉擇和東向發展

　　公元7世紀，與唐朝興起大體同時，興起于西藏山南雅礱河谷地帶的吐蕃首領松贊干布實現了青藏高原的統一，建立起地方性政權——吐蕃王朝，青藏高原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此時，青藏高原的歷史走向，也面臨著重大的抉擇。青藏高原北有突厥、回紇等游牧民族，西有阿拉伯大食帝國，南有北印度摩揭陀國，東有實現了“大一統”的唐朝。吐蕃王朝在這個歷史關頭，雖然也曾向四面發展擴張，但最重要的發展方向最后仍然定在東方，與中原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系。

　　貞觀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唐蕃之間開始正式交往。在此后200多年的時間里，盡管唐蕃關系存在和親、會盟、毀盟、爭戰、再會盟等多種狀態，但與唐朝的關系始終占據著吐蕃王朝對外關系中最關鍵和核心的地位。

　　吐蕃王朝東向發展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更深層的原因。首先是由地理條件所形成的地緣特點決定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面是遼闊的羌塘高原，更北處有塔克拉瑪干沙漠阻隔，南面和西面有終年積雪、高聳入云的喜馬拉雅山脈這一天然屏障，要克服這些天然障礙，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十分不易。從青藏高原核心區域向外發展，唯有向東部、尤其是東北方向，經青海湖一帶，可以較為暢通地經河西走廊連接黃河上中游地區，甚至直達中原腹心地帶。青海湖周圍廣闊的草原也便于大規模的人馬遷徙移動。從唐代中后期吐蕃對唐朝的用兵以及唐蕃雙方主要交往的地域來看，可以說，青海和藏北地區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居于首位。

　　其次，是基于中原王朝對吐蕃的強大吸引力和凝聚力。曾有學者指出，吐蕃王朝位于東方中國文化圈、西方伊斯蘭文化圈、南方印度文化圈及北方游牧文化圈的中間位置。在這幾個文化圈中，唐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圈無疑力量最強大，威望最高，在文化上也與吐蕃本身的歷史文化傳統最具相融性。《舊唐書·吐蕃傳》記載，貞觀年間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吐蕃贊普親自到河源迎接，目睹大唐使節的儀仗盛況之后，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這種文化上的認同感和向心力，是吐蕃東向發展最重要的內生動力。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古藏文文獻中，有數種譯自漢文的儒學典籍殘卷，包括《尚書》殘本、《戰國策》殘本等。這些史實印證了吐蕃對于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中原文化的仰慕與學習，證明歷史文獻關于吐蕃派遣貴族弟子到長安入國學的記載是可信的。《唐會要》記載，貞觀年間，唐太宗倡導國學，國子監盛況空前，“于是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其中“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可見，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在文化選擇上便順應了歷史潮流，和唐朝周邊政權一樣，向唐朝學習，尤其推崇儒家禮制。唐中宗時期，金城公主入吐蕃和親，后來派使者請唐朝賜予吐蕃《毛詩》《禮記》《左傳》《文選》等，反映出儒學經典在吐蕃的影響及其作用。

　　在長期的文化熏陶下，吐蕃不少官員和貴族都有很高的漢文化修養，在與唐朝交往的過程中應對自如，宛若一家。《新唐書》記載，吐蕃大臣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唐高宗召見時，問及吐蕃風俗，仲琮對答如流，體現出相當的機敏和應對能力。迎請金城公主入蕃的吐蕃使節名悉獵（名悉臘）也精通唐朝儀節。《舊唐書》記載，開元年間，名悉獵出使唐朝，得到玄宗賞識，“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彩、銀盤、胡瓶，仍于別館供擬甚厚”。名悉獵接受了袍帶器物，卻推辭了證明身份的魚袋，說明他深諳魚袋的政治意義。

　　其三，吐蕃在政治、軍事、行政制度設計上，也吸收了唐朝制度文化的諸多因素。例如，吐蕃官制中的“告身制度”，就來自唐朝。吐蕃的王陵前立石獅、石碑，考古調查還表明其中一號陵（即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中的松贊干布陵）四周設有陵垣，這都和唐陵的規制有相似之處。唐蕃雙方在國君駕崩時都曾互派使節前去吊喪，這應是吐蕃學習唐朝喪葬陵墓制度的直接結果。藏族古史傳說中有許多關于文成公主的故事，稱她將中原的天文歷算、陰陽五行、生產工具與技術、醫學論著等帶到吐蕃，促進了吐蕃經濟社會文化進步。

　　第四，是漢地佛教對吐蕃時期佛教發展的影響。吐蕃佛教是藏傳佛教的早期階段，很長時期以來，所謂“教法史”幾乎都將藏傳佛教直接和印度佛教掛鉤，甚至認為藏傳佛教就是印度佛教的直接傳承者，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史料記載，文成公主到吐蕃后，有替公主供佛的漢僧住在寺內，專司供佛等事。金城公主入藏后，也曾安排漢僧管理香火等事。今天吐蕃佛寺中遺留下來的銅鐘，無一例外都是中原佛寺的銅鐘形制，有的銅鐘還由漢僧監制。如，山南昌珠寺銅鐘上的銘文記載：“施主為王妃菩提氏，并由唐廷漢比丘大寶（仁欽）監鑄。”這說明，當時唐蕃之間在宗教、文化上的聯系非常密切。

　　有史料表明，在這一時期，唐朝的禪宗也傳入吐蕃。敦煌寫本中的《頓悟大乘正理訣并序》，包括當時河西觀察使、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所作的序，有關漢僧與梵僧（印度僧人）辯論的漢文檔案，漢地禪僧摩訶衍呈送吐蕃贊普的三道表章。其中，漢地禪僧摩訶衍，史稱“大唐國漢僧大禪師”，曾被吐蕃贊普邀請到吐蕃與印度僧人展開辯論，這說明當時吐蕃佛教中來自漢地禪宗的勢力已經不可低估。

　　益州（今四川成都）當時是禪宗“保唐宗”的重鎮之一，其地緣與吐蕃接近，很可能保唐宗僧人和吐蕃僧人也有過密切接觸。近年來，在青藏高原東麓發現了一批吐蕃時期的摩崖造像，上面刻有漢藏兩種文字的發愿文題銘。從中可知，主持造像活動的吐蕃高僧益西央，很可能是活躍在漢藏交界地帶的一位精通禪法的大師。

　　可以說，由于地緣因素、中原文化的強大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及唐蕃文化上的高度相融性，使得吐蕃王朝經過比較與選擇，最終確立了東向發展的走向，在各方面均烙下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印記。

　　3 元朝以后：西藏地方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大轉折

　　在元代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之下，西藏地方政權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轉折。從元朝開始，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轄，基本奠定了此后歷代中央王朝對西藏實行直接管轄的模式，在各方面都對青藏高原文明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政治體制上，從元朝開始，西藏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范圍。元朝在中央設置總制院（后改稱宣政院），統管西藏和全國佛教事務，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師統領。在西藏地方設立烏斯藏宣慰司，在其他藏族聚居地區設立朵甘思宣慰司、脫思麻宣慰司，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吏管理行政事務。三路宣慰司之下，設有萬戶府、千戶所等行政組織，官員都要通過朝廷任命。元朝還在西藏各地設置了體系完備的驛站，進行人戶清查，并駐扎軍隊、征兵征稅等，促使青藏高原與中原在行政制度上聯為一體，中央政府的典章號令暢通無阻，大大縮小了中原與邊疆在治理上的差別。

　　在宗教上，元朝崇奉藏傳佛教，大力扶持薩迦派，八思巴被奉為元朝帝師，薩迦本欽則成為元朝在西藏實施行政管理的代表人物，元朝統治者也多信奉藏傳佛教。有元一代，中原與西藏之間的宗教文化往來十分密切，有大批西藏高僧長年居于元朝京城，加強了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間的聯系。元朝在全國各地興建大批佛教寺院、大興佛事，以宗教為紐帶，開啟了青藏高原文明東向發展的新局面。

　　在文化上，中原與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空前繁榮，考古文物實例不勝枚舉。西藏流行的“過街塔”出現在許多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關、鎮江的西津渡等；元代北京城的妙應寺白塔、杭州的飛來峰佛教石窟，都是藏傳佛教藝術的珍品；中原制作的青花瓷、絲綢和大量金銅佛像，也在青藏高原大為流行，今天西藏的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白居寺等宮殿和佛寺內，仍有不少元代從中原傳入的珍貴文物，成為漢藏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此外，在薩迦寺、夏魯寺、白居寺和納塘寺、日吾其寺等寺院的壁畫中，以“青綠山水”為主要特征的中原繪畫藝術，也被廣泛運用，成為時興的藝術風氣。

　　可以說，元朝將西藏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范圍，系統實行了與中原接軌的政治制度，開啟了中央王朝直接管理西藏地方的全新模式，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固的政治基石，也促使青藏高原與祖國內地交往交流交融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綜上所論，大量的史料和考古證據證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青藏高原文明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原文化對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烙印了青藏高原文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