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顏同林（系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報告文學這個文體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能與火熱而復雜的時代生活同頻共振，像晴雨表一樣，可以真實、客觀而又迅速地反映當前社會生活的各種潮流與實踐。歐陽黔森的報告文學集《黔村行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沿襲了作家行萬里路、眼見為實、多看多思的創作理念，是他歷時一年多在貴州數十個縣區開展一線調研的新收獲。作品盡管在題材上只涉及貴州鄉村，但在理念上仍然關注全國范圍內鄉村振興的方針、政策、背景，彰顯了上下貫通、點面結合、以小見大的思維之力。在走進黔村之路上，作者重點將目光聚焦于一二十個特色村寨，緊緊抓住脫貧攻堅后農戶返貧監測、人均收入、村企發展、農戶還貸、產業興旺等議題，可謂有的放矢、心系民生。

　　村落敘事的篇章結構，連接著歷史與現實、城鎮與鄉村，這是《黔村行記》的一個鮮明特色。村落敘事在當下同類題材文學中并不鮮見，這樣容易將社會風貌、故事情節、人物刻畫等安置在特定的時空中，以既“見木”又“見林”的方式呈現出時代變革。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村莊敘事一以貫之，每一個單篇都涉及幾個黔地村莊。比如《高原醒了》中涉及花茂村、刀靶村、團江村、坪塘村、化屋村、普梯村等一批特色村寨；《風景這邊獨好》涉及腳堯村、白巖村、石板村、瑤山村等村寨。《天塹變通途》則是以交通為經緯，在公路、高速路、橋梁等書寫的余墨中帶出一些村莊，如與壩陵河大橋相鄰的壩陵村，與花江大峽谷大橋為鄰的花江村，或詳或略，都以特色村寨見長。這些村莊獨特而典型，既是現實中煙火彌漫的地理意義上的村莊，也是富有詩情畫意的“文學的村莊”。它們被賦予了文學的典型意義，成為鄉村振興的響亮音符。這些村莊既作為貴州鄉村的現實符號而存在，也作為文學書寫的審美符號而存在。

　　在《黔村行記》中出場的人物并不太多，往往一個村莊只出現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他鄉土人物都是作為整體被虛化處理。在塑造人物或講述人物經歷時，作品的筆觸真實而樸素，又有韻味。作者多年在黔地從事文藝創作的經歷和背景，如寫小說、報告文學、散文，如參與拍攝電影、電視劇等生活經歷和工作經歷被巧妙地融入其中，且與貴州鄉土的變革歷程和生活的基本面貌多維關聯。作者用心描摹這片土地的風韻和習俗，用情書寫這片土地的人與事，一邊走村過寨，一邊見人見事。鄉村能人、新人，以村干部、駐村書記和創業行家里手為主體。在人物訪談中，作者還往往召開各種形式的院壩會，將鄉村的人物進行點面結合，從而了解更多的村貌和民情。在刻畫人物時，立足鄉村能人新人的事功、作為而不惜筆墨。村寨干部、創業能手、普通勞動群眾是鄉村振興的生力軍，有產業、有干勁、有憧憬是他們精神風貌的底座。作品以文學的方式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鄉村振興的柱子立在鄉土之上，延伸在這些鄉土人物身上，他們為鄉村振興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黔村行記》還立足鄉村振興的產業、變遷來書寫，全書的基調歡快、明麗。譬如《天塹變通途》《高原醒了》敘寫自己開車調研之旅，或明寫或暗寫貴州交通之變，大有輕舟已過千百村的快意，從花茂村到普梯村再到紅星村，縱橫多個市州，千村萬戶入夢來。《黔村行記》的主線之一是圍繞鄉村產業的大小、多少來切入，有回顧也有遠眺。《高原醒了》以“醒了”立意，突出經濟因素，選材典型。《天塹變通途》以“交通”為抓手，一切因路而興，立意深遠。“我”行走在貴州大地上，滿眼是黔地的新人新事。從村寨到村民，從過去到現在，“醒了”的高原、“變平”的貴州呈現貴州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為鄉村振興主題書寫作出有益探索。

　　《黔村行記》以報告文學的方式，回答了鄉村全面振興如何在黔地火熱實踐的問題。這是一部為黔地鄉村立足當下、追求美好生活鼓與呼的作品，飽含泥土的呢喃之音和大山的回響之聲。

　　《光明日報》（2024年04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