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方

　　明代園林成就璀璨，在山川大地營造的園林曾經生機勃勃，卻很快消逝于歷史的風煙中。幸運的是，古代文人用文字記寫了很多那時的園林。

　　園雖逝去，但文章留存。明代園記中那些獨特優美的園境和富有魅力的設計，深深觸動我心，因此，我將一大批明代優秀園境的場景樣貌通過手繪和敘述“再現”出來，得以在古時的山野中挖掘、采擷，捧出各種奇花異果。

　　有兩篇記載同一個園林的明代園記，未入選我的明代園境案例研究，但內容頗可玩味，從中可讀到建園的先后情景，也可探知各種人物的行為和思考，體會建設受到文人趣味和官僚趣味影響的具體情況，園的故事或明或暗串于文中。這樣的信息不多見。

　　尋之覓之，佳處出之

　　園在江西省鐘陵縣，是現今的進賢縣。它是古代縣城的一處公共景觀，由縣令主導建設。

　　兩篇關于此園的園記，前一篇《玉版居記》，記于1602年，作者黃汝亨是當時的縣令、萬歷年間的進士；后一篇《花捧閣記》，記于1632年，作者朱徽后來是崇禎年間的進士。

　　黃汝亨是浙江人，他營造了園林、寫了園記，記錄自己的所思所為。朱徽是鐘陵本地文人，園記記錄了另一位縣令王縣令營造園林的作為。

　　兩篇園記中的相關人物分為三組：一是縣令組，先后有兩位，黃汝亨和另一位沒有留文的王縣令都參與建設；二是寺僧組，有創寺僧和守寺僧；三是民眾組，有紳士文人、樵夫牧童等。

　　黃汝亨在園記中說，此間民風節儉，觀察縣域各處，山川城郭景象看起來比較蕭瑟，缺乏美景供人欣賞。但是，城南有一寺廟叫福勝寺，離城只一里遠，那里小路僻靜，遠離喧囂，苔蘚覆蓋的石板與蒼翠的林樹相映。寺廟殿堂還算軒敞干凈。聽說之前的縣令曾經與鄉紳學子五六人在此談文說藝。殿堂之后方丈之地，有修竹幾百株，古樹十幾株，大樹竟有七八個樹種，豐茂而各具姿態，樹下長著細草。林木恣意舒展如野山之林，修竹生長茂盛而綠意蔥蒨。夏季酷熱難當之時，這里足以忘暑，待清風明月時更覺秋意入懷。黃縣令閑暇時獨自來此，感覺此處不無小勝，仿佛家鄉會稽山鑒湖的美景就在眼前。

　　不知多久之前，創寺僧選擇到此地建寺。地處荒僻卻與城距離不遠。近城的優勢產生后續效果，吸引了兩任縣令的注意。

　　創寺僧乘其荒僻，拿下較大地塊，留出完整土地以備長遠使用。備用地所建矮墻不到一尺高，僅能標示地權，應是為了節省資金。后院地大而沒有建設，這成為一個機會，后來才有黃縣令選此地建園林。創寺僧留下備用地的謀劃，也產生了后續效果。

　　思之寄之，無為治之

　　黃汝亨建小屋于竹林間。屋的四面墻都開滿花格窗。窗之外是長廊，廊道極窄，卻有朱漆欄桿，可以踱步，也可倚靠。那些古樹在后面一區，樹高而茂密，樹冠交疊覆蓋簡直像屋蓋。人安坐樹下，真有點像遠古傳說中避世不出的深山隱士。

　　小屋匾額為“玉版居”。典出宋代蘇東坡與劉器之訪玉版和尚：和尚燒筍而食，劉器之覺得筍味佳美，問是何名，東坡說，這就是玉版啊，和尚高明，以此傳達禪味。三人皆笑。玉版是竹筍的別名，筍為竹林所育。想那位宋僧自號“玉版”，應是非常愛竹，敬竹之素雅、節之高尚；想來玉版和尚所在的那座寺廟也應有竹林美景，竹寺清幽、寺僧高雅，因此能吸引高客韻士到訪。

　　黃縣令做了三件事：建屋、題額、記文。他建的屋很小，優勢有二：一與當地民風節儉相稱，顯得收斂；二明確了園境的主次關系——新建者為客，原竹林為主，園境協調融合而不生硬。

　　小屋裝飾精細。四面都有花格窗，從各個角度看，屋身都很通透，顯得空靈，長廊也輕巧通透，為竹林的清幽增加了精雅的意味。以古代文人竹寺和高僧的軼事為小屋取名，與此情此景貼切。縣令借此典故，期望提升園境的品位以及寺廟的禪意。縣令寫下記文，將他的所思所為傳至官民、傳至后世。

　　當時福勝寺只有僧人一二名，縣令每次看見僧人，他們多為醉酒狀態。雖然同樣有寺、有僧、有竹，但此地僧人渾渾噩噩，不知道高雅清幽為何物，恐不可托付。擔憂之余，縣令立碑刻下“玉版居約”，在此處“戒殺生，戒演戲娛樂，戒大吃大喝，戒毀壞建筑、砍伐竹樹”，違者官究。

　　這一舉措也有深意。守寺僧已有品行敗落之象。縣令立戒約，防止風氣庸俗化，寄希望于眾人共同呵護這里的清幽雅境。

　　添之治之，眾人游之

　　據朱徽在《花捧閣記》中所記，黃縣令離開以后20多年，園林仍是茂林修竹。每次進入那里，翠綠的樹冠高高在上，灑下的濃蔭覆蓋地面，蔥蘢之景與清遠的氣韻襲人衣襟。只要稍稍坐憩，頓時燥念消除，耳根干凈。耳邊清風颯颯，竹節輕搖聲脆如玉擊，寺廟鐘鐸間響，不像在人世間。修竹婀娜舒拂，古樹蒼郁盤錯，晴云夜月，風來雨往，黃昏拂曉，美景層出不窮，增詩人之幽思，助雅士之逸韻。

　　與此園林相關的事以及帶來的影響頗多：其一，縣令。黃縣令從建園到離開之前，常獨自前去此園，或小飲或作詩。他離開以后，后任縣令們對此園沒有建設。其二，民眾。人們爭相效仿黃縣令，也常去福勝寺后園享受園林清幽。產生的效果是，福勝寺之名從此彰顯傳揚。民眾越來越多地去享受園林，他們皆遵守公約，保持了園的清幽。樵夫牧童可隨意跨越矮墻穿行后園，并沒有造成太大干擾。其三，寺僧。寺廟出名，香火興旺，守寺僧于是不斷地建設、裝飾寺廟殿宇。產生的效果是20多年后的福勝寺宏麗軒敞，殿宇巍然，成為縣內最有影響力的寺廟。守寺僧遵守了行為公約，繼續維護后園環境以保持其清幽意蘊。

　　黃縣令功不可沒：發現好地，建成好園，常去享受，寫文宣傳。由此產生的效果是，當地不少人也跟著去這一園林。由此再帶動寺廟的繁榮。人多和寺旺，這兩個結果互惠，良性維系多年。而他寫文宣教于百姓，也使民眾理解了他的思想。

　　無為而治的公約得到遵守，稀缺的美景得到珍重，寺廟的狀態顯著提升，寺僧認真辦寺而得到激勵。在這個山川城郭蕭瑟的縣城，一處美好的公共園林景觀難能可貴，它雖然很小，卻對教化地方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而教化提升后，景觀也得以存活。

　　朱徽還記錄：安徽人王公來做縣令，他治理有方，連逢豐年。他閑暇時去走訪黃公的舊跡，于是整飭環境，在黃公的小亭之后新建一座樓閣，建起新的圍墻，命名為“花捧閣”。閣樓一層，兩邊分出兩室。進入一層，青綠光色蒙蒙，似在深谷寒巖之間。登上閣樓二層，憑欄望去，如同立于山頂之上，竹梢都在窗下，遠望天空飛云，遠處田野，俯瞰竹林小亭，暢快異常。后園之勝又添了一座樓閣。

　　兩任縣令所為的比較：黃縣令建造的小屋體量小而精致空靈，體現了清幽雅靜的文人藝術特征；王縣令造園的建筑規模較大，加上新建圍墻，占地又多，體量又大，所增加的不是林下之幽，而是林上遠觀之暢爽，園林被加進了一些“游樂”氣氛，原有的“清幽高雅”的意味減弱，新的建設有不同的吸引力。王縣令的審美有眾人游樂的特點。

　　王縣令認為需要有專人來長期守園。于是他選來一位僧人，讓僧人居住于此專門守護。為此他又買了20畝田地、50畝山林交付給僧人，作為長久守護的經費來源。兩位縣令的管理設置各具特點。一位是無為而治，立戒約、拉負面清單，并且輔之以正面教化，督促人們自覺維護園林，使清幽的意境得以延續；一位是制度化管理，定崗、定人、定財務，投入到位。由于清幽意境已被破除而游樂意味明顯，此園的后續走勢有可能轉化為吃喝、唱戲的方向。

　　不論如何，從園林藝術的角度看，真正優美的公共園林環境符合民眾的內心需求，也發揮著化育風俗民心的作用。而古代官員、文人對這個問題的很多感受、思考與實踐存于古代文獻的字里行間，值得我們探究和思考。

　　今天，怎樣的園林和公共景觀真正受到民眾內心的向往，對民風具有引領提升作用，值得我們不斷創新探索。因為這是中華文明一直伴隨在人們身邊的、穿過歷史而永續不斷的景觀藝術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