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家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研究生）

　　在多數博物館的通史陳列中，觀眾首先看到的文物一般會是一堆來自各時期的石頭。它們疤痕累累，似乎與路邊的石頭沒什么兩樣。那么，這些石頭為什么會被擺在那里呢？通常，簡短的導覽牌并沒有提供充分的答案。帶著疑惑與不解，觀眾匆匆走過。然而，這些沉默的石頭究竟能夠講述怎樣的故事呢？這正是《讓石頭說話：中國史前石器研究》（以下簡稱“《讓石頭說話》”）一書要回答的中心問題。

　　書的作者陳勝前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資深的“石器閱讀者”。1991年，還是本科生的陳勝前參加了內蒙古林西白音長汗遺址的考古發掘，發現很多件距今8000年的農具——石鏟與石鋤。此后他到北京大學跟隨呂遵諤先生攻讀舊石器時代考古方向的碩士，又赴美國師從“新考古學”開創者路易斯·賓福德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專注史前考古、考古學理論、石器研究等領域。回國任教后，帶領學生跟石頭“較勁”，展開一系列石器復制實驗。2013年，陳勝前再回到白音長汗遺址，驗證石鏟、石鋤的功能。《讓石頭說話》可謂作者長期研究中國史前石器的結晶，書中既有作者親歷的石器考古故事，又有理論層面的探討，以及在方法論上的構建。

　　如果將人類使用工具的歷史比作一天，0點0分南方古猿打制出第一件舊石器；23點56分，磨制石器普及，中國進入新石器時代；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鐘，青銅時代開啟。舊石器時代占據了人類歷史的漫長歲月，其間發生了很多大事：從猿到人，語言出現，人類長途遷徙進入亞洲，產生文化、宗教和社會組織。人類漫長的成長歲月中，石器一直是人類身邊的忠實伙伴。百十萬年前的有機質難以留存，只有石器足夠堅韌，幾乎成為舊石器時代人類留下的唯一文明線索。石器又在新石器時代與夏商周考古中頗為常見，卻因挾帶信息不明顯而極易被忽視。因此，石器考古成為富有潛力的研究領域。

　　石器考古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與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磨制石器。然而，讓石器說話并非易事，尤其是打制石器。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更近似于荒野獵人，生活方式與今天的我們有很大不同。中國舊石器時代沒有發現墓葬和房屋，連火塘也很難保存下來。考古學家面對的往往是散落滿地的石器，無法找到情境的關聯。況且打制石器的形制并不穩定，辨識其人工屬性和功能都是很困難的事情。對于磨制石器，研究者又往往想當然地拿金屬工具與之直接類比，或是僅僅滿足于知道其功能，未能用石器講出一段精彩的故事。

　　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古人都將磨制石器稱為“雷石”，認為是雷擊產生的神鬼之物。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殖民者接觸到還在使用石器的土著，認識到磨制石器可能是人工制品。1797年，英國的約翰·弗里爾在地下三米的砂層中發現了加工精細的燧石手斧，識別出考古學史上的第一件打制石器。此后人們屢屢發現打制石器、人類骨骼與滅絕動物共生。但直到1859年，才從考古學和地質學上證明了打制石器的古老性。19世紀晚期，考古學家注意到石器的不同形態可能具有年代特征。20世紀，考古學家發現，除了年代差異，不同的人群制作石器的方法可能也不同。于是，石器技術類型學得以創立。20世紀下半葉，石器功能成為研究重點，考古學家不斷追問不同的石器是為了應對哪些生態環境而發明的。隨后，學者進一步關注石器的象征意義和社會功能。

　　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已經建立起規范的石器技術類型學和發掘方法。20世紀80年代，開展了實驗考古探索石器功能。中國具有豐富多樣的生態系統，不同地域的古人如何適應環境？怎樣從石器中得到答案？考古學又應該如何分析石器呢？諸多問題的提出，需要合適的方法論解決。

　　正如作者所言，《讓石頭說話》希望通過研究石器找尋人類文化適應的關鍵節點，實現對人類發展關鍵特征的重建，從而串聯出石器視角下的中國史前史。

　　舊石器時代早中期是人類起源和石器發明的關鍵階段。中國南方可能大量使用竹、木等工具，加工竹木的砍砸類石器因此被遺留下來，形成今天人們所見的以砍砸器為主體的考古現象。

　　洛南盆地的古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工具包”——薄刃斧、手斧、三棱尖手鎬、石球和砍砸器等器物共存的石器組合。實驗考古發現，該地區的石器原料豐富，尺寸較大，采用摔擊法可以同時產生適合生產不同石器工具的毛坯，由此形成了一個區域內的石器傳統。

　　秦嶺南北則發現數以千計的石球。考古實驗表明，十萬年前的許家窯人很可能在馬科動物出現時群起拋射，用石球擊中獵物后上前搏殺。在石球制作過程中，人們的勞動組織、預見性和交流能力都會得到鍛煉，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爆發式的文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次冰期導致大型動物滅絕或南遷。狩獵采集者們被迫提高流動性，并將矛頭對準小型動物。于是，一種新的石器技術出現了——細石葉。它們是窄長而銳利的薄石片，既能嵌入標槍和小刀刃部，又能用作弋射工具的倒刺。細石核成為獵人的彈藥庫，可以懷揣身上，隨時打制細石葉使用，適用于高度流動的生活方式。

　　距今一萬年左右，氣候更加穩定的全新時期開啟，人類出現兩種不同的生存策略。部分青壯年保持高度流動性，外出狩獵動物，周期性帶回營地，而不適合流動的老人、兒童及孕婦則留在營地。為了獲取更多食物資源，他們開始利用狗尾草等小種子植物和根莖類作物。基于這一需求，中國北方地區出現一種被稱為“錛狀器”的石器。它兼具錛、斧、鏟、鋤等不同功能，刃緣厚實，耐用且易于制作，有利于對植物資源的強化利用，是農業起源的一個信號。

　　在峽江及西南地區則出現了另一種特殊的文化適應模式，以銳棱砸擊技術為代表。石器考古研究顯示，可能當時男性用在漁獵上的時間更長了，留守營地的女性則承擔起制作工具、批量處理漁獲的任務。長江中游沿岸的湖北松滋關洲遺址中存在數以千計的銳棱砸擊石片。結合實驗考古和民族志可知，這很可能是一種由女性獨立制作的石器，功能主要是刮魚鱗、破魚肚，處理漁獲。這種文化適應方式跟農業生產一樣，可以承載較大密度的人口，具有較高的社會復雜性。

　　新石器時代到來，農業的浪潮迅速席卷中國南北。《讓石頭說話》一書以遼西地區為例，用石器工具講述史前農業社會的發展過程。遼西地區位于生態交錯帶，史前農業在波動中前行。興隆洼文化的“拓荒者”們將石鋤做得厚重，以便在叢雜的地表墾除雜草。隨后的趙寶溝文化時期，人們開始向河流階地與河漫灘拓展，發明尖刃、石鏟，用于深耕和開墾帶有礫石的河漫灘沃土。然而，之后的紅山文化似乎并沒有在農業上繼續創新，反而將更多精力與物質投入宗教祭祀活動中。

　　稍晚，小河沿文化先民似乎回歸了更偏向狩獵采集的生活。大約在這個時期，近千人聚居于科爾沁腹地的哈民忙哈。然而在這種脆弱的生態交錯地帶，他們的定居過度消耗了當地資源。石制工具研究顯示，他們很可能在青黃不接的季節不得不食用廣泛分布但開發價值不高的作物。

　　原始農業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迎來高潮，精耕細作農業形成，先民們用重型石鋤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用輕薄鋒利的石鋤除草耕種，向土壤黏重但便于灌溉的河谷地帶挺進。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社會進入高度復雜的階段，人們開始精耕細作，盡可能獲取生產剩余，石器工具組合與這個時代背景非常契合。

　　《光明日報》（2024年02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