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周云逸（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學界一般認為，鴉片戰爭前，清代軍隊中既沒有固定的軍醫，又無經常的衛生設施，只是臨時應付，根本不能解決軍隊的醫療衛生問題。

　　事實上，在新軍建立之前，清代軍醫往往由太醫院派遣醫官充任。這些醫官有按制度規定隨軍出征的，也有清帝彰顯殊恩臨時派遣的。受各種條件限制，赴軍醫官的治療效果因人而異，卻也并非毫無用處。赴軍醫官在減少將士傷亡、穩定軍心、保障戰爭勝利等方面的歷史作用，需客觀看待與評價。筆者利用清宮檔案等資料，對清代太醫赴軍醫事的制度、類型、療效及作用進行簡要探討。

　　在努爾哈赤時期，已利用蒙醫隨軍治療受傷士兵。清朝統一后，邊疆不穩，戰亂頻仍，太醫隨軍出征成為常例。清代太醫任錫庚《太醫院志》記載了相關制度的一些情況：“由禮部堂官選派太醫院官二員具題，馳驛前往，并遣兵部官一員，送至軍前。”隨軍太醫實行輪班制度。據清宮檔案記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因與沙俄在黑龍江雅克薩地區開戰，從京城派遣良醫二人前往，一年一更換，為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較為穩定的醫療支持。從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二十二日開始，隨軍太醫的輪換時間由原來的一年改為二至三年。

　　隨軍太醫的升遷也有一定的制度，按定例辦理：三年期滿更換回京，令該部將軍出具考語保題，列為一等，準其以應得之缺，不論雙單月，不入班次，即行補用。乾隆八年（1743年），在軍營行走太醫院額外吏目陳催三年期滿，照例列為一等，例應換回，但陳催具呈情愿再留軍營效力三年，得到批準。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期滿換班時，陳催又懇乞再留軍營效力三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期滿，將陳催列為頭等，準其加一級隨帶。可見，對于在軍營出力甚多的醫官，朝廷是會予以優待的。

　　隨軍太醫享有一定待遇，“西陲案內，醫生每名每百里口內給銀二錢，口外每百里給銀三錢”（阿桂：《軍需則例》）。在平定準噶爾與平定回部的戰爭中，隨軍醫官是根據隨軍行程的遠近來發放俸祿的。清政府對陣亡的隨軍太醫也予以撫恤。雍正七年（1729年）太醫院御醫湯裔擔任隨軍太醫官，他陣亡后，遵照七品州判例加贈布政司經歷，準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按其加贈品級發放喪葬費用及致祭銀兩，遣官讀文致祭，由此彰顯對陣亡太醫的禮遇。

　　雖然軍營有隨軍醫官，但在將領病重時，仍需從京城派遣醫生。因而在隨軍常例之外，清代太醫也偶有奉詔臨時入軍療疾的。據清宮檔案記載，清代患病將領經赴軍太醫診療，成功治愈或者病情好轉者不乏其人。征西將軍祁里德曾患病導致手腳浮腫，體不能動，經雍正帝差遣太醫楊天申、赫孟福診治，不久即完全康復，行走騎馬毫無妨礙。乾隆年間御醫鄧維翰奉詔入軍治愈將軍清葆的“傷寒后脾胃失調之癥”以及喀爾喀副將軍車布登扎布的“卒中風痰襲于經絡之癥”，展現出比較高明的醫術。

　　清宮檔案記載的太醫“赴軍醫事”有一類較為特殊，即革職太醫被派往軍營效力贖罪。乾隆元年（1736年），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為太醫院革職御醫劉裕鐸奏請回京的奏折中，提到劉裕鐸于雍正九年（1731年）奉旨前往巴爾庫爾軍營效力贖罪，自到營以來，凡有差遣，不辭勞苦，滿漢患病官兵經其治愈者頗多，查郎阿因此奏請寬免劉裕鐸，準其回京。

　　治療效果的好壞直接關系清代赴軍太醫官職的升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大將軍福康安于前往廣西路上發病，初由太醫院院使張肇基診治，但因其醫術平常，診治無效，遂被解除職務，以示懲戒；后由御醫屠景云治療，頗見效驗。屠景云在尚未回京銷差的情況下，即被補授太醫院左院判。

　　清帝下旨派遣醫官前，一般都需要先接到患病將領或其同僚的奏請，這一過程通常需要數日乃至更長時間；加之一些患病或受傷將領不敢貿然請醫，往往錯失治療的最佳時機。清代交通尚不發達，太醫前往較遠的軍營費時較長，不利于重癥、急癥的診療，不乏趕到之前患者已亡故的情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患疽疾，無法辦理公務，乾隆帝獲悉后，即令喀爾吉善之子定敏，帶外科太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然而尚未到閩，喀爾吉善便已去世。因此，考慮到軍營路途遙遠、路況復雜等現實制約因素，清帝有時不得不放棄從京城派醫，而采取從當地就近派醫、加急馳寄藥物等方式為患者治療，以期能夠緩解其病情。

　　清王朝征伐頻繁，作戰范圍廣，作戰區域氣候與地形復雜，作戰形式水陸兼備，沒有成熟完備的后勤保障是難以支撐的，因而派往軍營的醫官作用十分重要。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清軍赴云南征討吳三桂，染疫將士頗多，康熙皇帝獲悉后，即令太醫胡養龍、王元佐馳驛前往診治，取得較好療效，穩定了軍隊戰斗力。某些特殊情況下，清代太醫對擔負重任的高級將領的有效治療，對維護局勢穩定至關重要。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獲悉安南國國王阮光平病故，即降旨封其世子阮光纘為安南國王。為防止當地出現變亂，乾隆帝命大將軍福康安由四川取道湖南，日夜兼程趕赴廣西，密行體察，隨時應對。然而福康安于途中發病，難以支持，于是乾隆帝即派御醫屠景云前往診治，使福康安病情有所好轉，能夠妥善處置局面，完成了使命。

　　客觀而言，長期接觸患病或者受傷將士，促進了隨軍太醫對軍中常見疾病或傷情的認知，從而促進了治療技術和效果的提升。如清初曾在關外發現青腿牙疳，以兩腿腫脹發青、牙齒腐爛疼痛出血為主要癥狀。雍正年間北路隨軍太醫陶起麟經過臨床試驗發現，用馬腦治療此病的效果遠超馬乳，同時令患者兼服活絡流氣飲、加味二妙湯，外用砭法，即可使患者不數日而愈。陶起麟治療青腿牙疳的組合療法在軍中逐漸沿襲成為慣例。此外，不論是隨軍出征還是臨時赴軍治療，太醫提供的醫療保障，對于鼓舞士氣、贏得戰爭勝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表現在君臣關系上，清帝派醫官為將領治病，既籠絡人心，拉近遠征在外的將領與皇帝之間的距離，也借此及時掌握邊疆局勢，反映了皇帝對將領和戰事的有效掌控。

　　當然，總體而言，清王朝派往軍中的醫官數量很少，軍營醫療條件有限，往往難以應對大規模突發的疾病特別是疫情。在乾隆年間的清緬戰爭中，官兵染疫者甚多，總兵吳士勝、副將軍阿里袞、水師提督葉相德先后病故，主帥傅恒亦染瘴癘。盡管太醫院院使陳世官奉旨前往醫治，但無奈傅恒病情已重，終難治愈。清軍雖收復孟養、木邦、蠻暮等土司之地，但損失慘重，因染疫而病故的將士人數超過陣亡數量，這也反映出當時赴軍醫官人數有限、治療效果不佳的狀況。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