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婷 杜昭

　　古往今來，秋高氣爽之際都是外出旅游的好日子。“旅”和“游”原為兩個概念：“旅”是“客寄之名”，有背井離鄉(xiāng)之意，后衍生出為商旅（旅）、軍旅（征）、遷徙之旅（遷），乃至天子之旅（巡）等。“游”乃“旌旗之流”，后衍生為“流動”之意，并被賦予隨心所欲的意向，如“優(yōu)哉游哉”描繪生活的悠閑自在，而“游牧”“游民”等則多了些無拘無束的意味。大體來看：“旅”更重旅行、外出，強調(diào)空間上的行進過程；“游”重在增廣所見所聞，追尋心靈的慰藉與精神的寄托。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

　　我國幅員遼闊，地形、氣候各不相同，歷史文化、生活習慣也別有差異。因此，自古就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說法。

　　西漢時，司馬遷曾為“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在20歲時“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又在入仕之后周游了關(guān)中、山東等地，還以使者的身份遠赴西南地區(qū)。

　　游歷西漢的名山大川后，司馬遷以親身積累豐富的地理資料，成就了《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其中，《史記》對山川風物之考據(jù)尤以翔實著稱。

　　比如，巴蜀地區(qū)盛產(chǎn)姜、朱砂、石、銅、鐵、竹木；關(guān)中秦地種植業(yè)發(fā)達，出產(chǎn)五谷；河北中山地區(qū)手工藝強大，多出“美物”；河北燕地既有海濱，又有山區(qū)，出產(chǎn)魚、鹽以及棗、栗；三楚之地盛產(chǎn)稻米和淡水魚。如此細致的描述，絕非僅僅埋首于書齋就能寫就的。

　　古人旅游熱衷于飽覽大江大河、憑吊歷史遺跡，徜徉于旖旎風光之瑰麗、醉心于山水田園之靜謐，邊游邊賞、邊賞邊學。

　　徐霞客少年時便有“問奇于名山大川”之志，幾涉前人未曾踏及之地，遭遇過“路棘雪迷，行甚艱”之狀況，攀登過“闊僅尺余，鑿級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的懸崖，潛入過“陷身沒頂，手足莫施”的深澗。

　　三十功名，萬里遐征。無論是勘測山的高度、丈量洞的深度，還是探訪江河地形的源頭走勢，徐霞客“凡事必記錄之”，經(jīng)過沉淀與積累，終于完成《徐霞客游記》，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天下山川之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作為偉大的地理學家、旅行家、探險家和文學家，徐霞客無疑將“能至”“能言”“能文”做到了一個極致，創(chuàng)造了古代中國文人的新活法。正如清初學者所評價的那樣，徐霞客“以性靈游，以軀命游。亙古以來，一人而已”。

　　管他芒鞋蓑衣，仍可恣意享受——

　　古人不時翻山越嶺、跨江過河，試圖在旅途中參悟人生哲理，放下世俗的煩惱和羈絆。

　　唐開元十四年，李白順著長江，開始了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的人生旅程。李白人生中的大多數(shù)時光都與名山大川相伴，既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廬山飛瀑、“奔流到海不復(fù)回”的滔滔黃河，也有“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的巍巍終南山、“云霞明滅或可睹”的夢中仙山。豐富的游歷，讓李白的詩詞總是帶有一種豪放與疏闊。

　　北到河北定州，南到海南儋州，西到川渝，東到蓬萊，都曾留下蘇軾的足跡。在人生逆旅中，蘇軾一邊寄情山水，一邊寫詩填詞：在密州，他贊許超然臺的美景是“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初到黃州時，他感嘆“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泛舟于赤壁之上，他吟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來黃州的第三年，蘇軾與朋友一同出游。忽遇大雨，朋友深感狼狽，他卻毫不在意：任憑風雨蕭瑟，不如吟詩呼喝；管他芒鞋蓑衣，仍可恣意享受人生。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世說新語》記錄了這樣一則故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jīng)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戴安道是學問廣博的高雅之士，與王徽之的關(guān)系十分要好。夜雪初霽，王徽之想起了遠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遂備船搖槳、星夜前往。從山陰至剡溪，月光照瀉在河面上，船兒輕快地前行，沿途景色都披上了銀裝。到了戴安道家門口，王徽之感覺盡興了，就直接轉(zhuǎn)身返家。

　　在王徽之眼中，去哪里不重要，停留時間的長短亦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靈上的體驗和感受。這種但憑興之所至的行為，體現(xiàn)的正是不拘形跡的“魏晉風度”。

　　歸根結(jié)底，心境最重要。借由旅游，情懷在其中，感悟在其間。真正的撫慰其實來自內(nèi)心深處，而非遙遠的彼方。

　　《列子》中有一段對話：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列子認為，旅游的精要在于欣賞事物的變化。他的老師壺丘子卻指出，最高級的旅游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要看什么，重在從內(nèi)心尋找快樂。

　　兩相比較，列子的游屬于“外游”，即“四處匆忙奔走，亂花漸欲迷人眼，身心疲憊不堪”；壺丘子則已進入“內(nèi)觀”的境界，即“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道德經(jīng)》曰：“圣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當人們學會用心洞察世界，旅行便愈發(fā)通透。與之相伴，“內(nèi)觀”成為一種找回自我的絕佳方式——拋開生活中的瑣碎和困擾，靜下心來去感受真實的瞬間，感受生命的美好和豐富。由此，哪怕是一場午后的雨、一束美麗的花，都能讓人體悟到自然之本質(zhì)。

　　（作者單位分別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研究所、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