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定裕（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以考據學為主要特征的清代學術是中國學術史上的繁盛期，在經、史、子、集等領域都取得了超邁前人的學術成就。清代學術史研究往往集中于經史之學，而對清代學者在集部整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則缺乏綜合之論略。事實上，清代學者在楚辭學、總集的輯佚與編訂、別集的整理與注釋以及詩文評的編訂與注釋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尤其以對唐代重要別集的整理與箋注所取得的成就最為突出。

　　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的成就

　　清人唐集箋注之學是指清代學者對唐代重要別集所作的整理與箋注的學問。清人唐集箋注之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清人唐集箋注之學著作豐富。《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人唐集箋注本47種，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清人唐集箋注本78種，可見清代唐集箋注類著作數量之豐富。清人箋注唐集主要涉及駱賓王、王勃、王維、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盧仝、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許渾等12位詩人，以杜甫、李商隱詩集的箋注，注家最多，成就最高。

　　第二，清代學者在唐集箋注的學術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詩歌箋注學術范式。包括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箋解、評點、詩集編次與詩歌系年、年譜考訂、集末輯評等十項學術規范，這些學術規范可分為三個研究層面：一文獻學層面，包括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在版本上，他們努力做到采用最善之本作為底本。在校勘上，他們精益求精，把盡量保存校勘的異文作為校勘通則。在辨偽和輯佚方面，他們除了不同版本的互勘之外，還能夠從總集、選本、雜著、方志中廣泛搜求，或作外集或為附錄，以備后學考核，體現出多聞闕疑、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的學術根基。二是注釋學層面，包括注釋、箋解和評點等。注釋是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的核心工作，包括題解、詞義訓釋、名物訓釋、語典、事典、地理、職官、典章制度、人物、時事等。清人的詩歌注釋約定俗成地形成“注”和“箋”的觀念，箋之原義與注相當，但錢謙益作《錢注杜詩》在注中單列“箋”之一體，與注相別，從而形成“注”多征引故實、“箋”為詩意之闡發的觀念。朱鶴齡提出“事義兼晰”，仇兆鰲有“內注解意，外注引古”之說。馮浩則說“以征典為注，達意為箋。”可見，乾嘉時期以“征典為注，達意為箋”已是普遍的箋注觀念，清代唐集注釋本多以“箋注”為名。注釋，朱鶴齡提出：“凡征引故實，仿李善注《文選》體，必核所出之書，書則以最先為據。”書證“以最先為據”，成為后來注家遵循的基本原則。評點，本是元明詩歌批評的重要形式，在清代注本中多采摘歷代評杜的精彩之語，或附于篇末，或夾注于文中，成為箋注的重要補充。三是知人論世的綜合研究層面，包括詩集編次與詩歌系年、年譜考訂和集末輯評等。首先詩集編次，清初錢謙益、朱鶴齡就杜集編次問題發生爭論，編次問題越發受到注家的重視，逐漸形成“編杜者，編年為上，古今分體次之，分門為類者乃最劣”（浦起龍語）的普遍觀念。楊倫說“詩以編年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壯，交游之聚散，世道之興衰。”“以編年為善”的觀念，與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學理基礎有關。其次詩歌系年，“以編年為善”的觀念流行，作為編年依據的詩歌系年，其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仇兆鰲說“散見詩中者，或記時，或記地，或記人，彼此參證，歷然可憑。”浦起龍說“準居處，酌時事，證朋游，得者八九矣。”時、地、人是詩歌系年的主要依據，詩歌系年的考證將唐詩研究引向更深細的境地。再者年譜考訂，清人箋注之學的基本學理依據是“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最有效的方法即是編訂詩人年譜。通過詩歌系年，可以了解詩人之經歷以及與所處的時代之關系，與此同時，通過了解詩人之時代和詩人之經歷，亦可以加深對詩歌的理解，詩歌箋注和年譜編訂之間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所以馮浩說：“年譜乃箋釋之根本，非是無可提挈也。”最后集末輯評，清人唐集箋注之學以考訂精深，資料詳備為學術追求，所以，在詩文箋注的正文之后往往有多種輯評附錄，包括傳記材料，各家序跋、諸家詠杜、諸家評論等，這些材料，對于我們綜合認識詩人之全人具有重要的價值。

　　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的學術特點

　　第一，階段性特點。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清代唐集箋注之學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初順康雍三朝，主要特點有：一是由于受明清易代劇烈社會動蕩的影響，清初學者以杜詩注釋為情感寄托，形成了繼宋代之后第二個杜詩注釋的熱潮。其學術方法直接承接宋代杜詩編集與注釋的學術方法，取得了超越宋人的巨大學術成就。清代最重要的杜詩注本多成書并刊刻于這一時期，以《錢注杜詩》成就最高、影響最大，尤其是錢謙益和朱鶴齡的注杜之爭，對清代杜詩學，乃至整個清代唐集箋注之學的學術規范的確立具有既深且巨的影響。二是在錢謙益的指引下，朱鶴齡為李商隱的詩歌作注，開啟了清代李商隱詩歌注釋的熱潮，清代李商隱詩歌注釋是僅次于杜詩學熱潮的專門之學。清代詩歌箋注之學以杜詩學和李商隱詩歌箋注之學所取得的成果數量最多，創獲最大。而這兩門學問的開拓與錢謙益、朱鶴齡二人關系最大，所以錢謙益和朱鶴齡是清代唐集箋注之學的開山人物。第二階段，清中葉（乾嘉時期）的唐集注釋之學。其主要特點有：一是杜詩仍然是箋注的熱點，但和清初杜詩學相比，更多呈現出由博返約的學術特點。二是李商隱詩歌成為清中葉唐集箋注之學的學術熱點。先后涌現出一批優秀注本，這些注本之間，體現出一種學術競爭的態勢，相互辯難，后出轉精，以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最有成就。三是清中葉，從杜詩、李商隱詩歌注釋的熱點逐漸向唐代其他重要別集，如王維、李白、韓愈、李賀、杜牧等拓展。清中葉唐集箋注領域的拓展，是清人唐集箋注之學全面發展的表現。他們以清代杜詩學確立的學術范式為基本原則，在重要作家的注釋上，逐漸形成了一批學術經典之作。第三階段，清末道咸之后，總體上走向衰微，不僅在數量上銳減，所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

　　第二，地域性特點。以考據學為主流的清代學術，主要繁盛在長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帶，清代考據學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受清代學術地域性特點的影響，清代的唐集箋注之學同樣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主要集中在三個區域：一是吳中，包括今天的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其著名的箋注學者有：錢謙益（常熟人）、朱鶴齡（吳江人）、浦起龍（無錫人）、楊倫（陽湖人），顧宸（無錫人）、吳見思（武進人），吳中注家的學術貢獻主要集中在杜詩學上，在清初到清中葉都很興盛。二是浙中，重要的注家有王嗣奭（鄞縣人）、仇兆鰲（鄞縣人）、趙殿成（仁和人）、王琦（錢塘人）、馮浩（桐鄉人）、馮集梧（桐鄉人），清初王嗣奭、仇兆鰲等浙東學者主要成就在杜詩學，清中葉以后的浙西學人在王維、李白、李商隱等詩集的注釋上成就突出。三為安徽，主要的人物有黃生（歙縣人）、吳瞻泰（歙縣人）、汪灝（休寧人）、方世舉（桐城人），安徽注家前期在杜詩學上成就顯著，而后方世舉著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李長吉詩歌批注》，均為名作。清代唐集箋注的地域性特點與各地區的學術風尚有關，比如仇兆鰲對王嗣奭《杜臆》的推崇與他們的同鄉關系有關。王琦為趙殿成之內弟，趙殿成作《王右丞集箋注》，佛典之注釋出自王琦之幫助，王琦箋注《李太白全集》《李長吉詩歌匯解》同樣受到趙殿成的學術影響。馮浩、馮集梧、馮應榴父子在李商隱、杜牧、蘇軾等詩集的箋注上都做出了一流的成就，足見家族內部的相互影響。

　　第三，科學性特點。清代唐集箋注之學與清代考據學之間有深層的學術關聯。一是清人唐集箋注之學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清代考據學學術精神，二是清代唐集箋注之學與清代學術在史學考證，尤其是唐史研究以及地理、方志考證之學的繁盛密切相關。三是清代江浙一帶的文化氛圍育時代精神共同孕育了清代學術，包括唐集箋注之學的繁榮。

　　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的現代影響

　　清人唐集箋注之學在清代詩歌注釋學中成就最大創獲最多，作為一種成熟的學術范式，仍然對現代學術仍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清人開拓的箋注研究范式是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最重要最有成就的學術研究范式之一。今人在清人唐集箋注之學研究的基礎上，對清人已箋注過的別集重新箋注本有29種之多，今人對清人未箋注過的唐代別集作了箋注，涉及59位唐代詩人，有109種之多，以此可見清人開拓的唐集箋注之學仍然在現代唐詩研究領域具有旺盛的學術活力。

　　第二，箋注之學的學術范式在唐詩研究之外的古代詩歌研究中發生著深遠的影響。漢魏六朝重要別集的箋注，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比如曹植、阮籍、嵇康、陸機、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等詩人的集子在清人研究的基礎上，現代學者都做了更為精細的考證箋注。宋元明清的重要詩家，在二十世紀以來，不斷有大量的箋注本問世。可見，箋注之學的學術研究方法，仍舊是現代古典文學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術范式。

　　第三，清人唐集箋注之學是富含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的學術資源。顏昆陽指出：“詩文集之箋釋學實為中國文學批評史書寫的重要基礎知識之一”，“郭紹虞以后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已定型為僅采擇概念表述的理論性史料，于實際批評略而不談，后繼者相沿成風，至今仍未有學者反思而做出適當的調整”。近來以清代杜詩學或清代重要的唐集注本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大量涌現，不僅在文獻學、注釋學方面有所清理，更重要的是清人詩學觀念中的“詩史”“比興”“知人論世”等學術觀念得到了深入的理論闡發。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