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幼為

　　牡丹始載于兩漢成書的《神農本草經》。而直到明朝時才有人開始釋義牡丹之名，其聚焦點在對“牡”與“丹”二字的辨析。對“牡”字，明人陳嘉謨認為是“群花首”，即第一的意思，盧之頤解釋為“門戶樞”，含有重要的意思，以上二人雖解釋有別，但均認為牡字有實義。李時珍沒有解釋“牡”字，只是在解釋“丹”字之前說道，“雖結子而根上生苗”，清人仲昂庭也沒有解釋“牡”字，認為“子雖結仍在根上發枝分種”。當代植物學家夏緯瑛則直接認為“牡”字無義，“不加‘牡’字無以區別”。日本學者森立之則對“牡”字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牡’恐‘杜’訛”，為根皮的意思，杜丹即為“根皮之赤色也”，這顯然是在說藥用的牡丹；一種認為“牡”是“大丹美花之壯大”，顯然這是在說牡丹花。對“丹”字，明人陳嘉謨認為“系赤色象離，陰中之火能瀉”。李時珍認為“以色丹者為上”，盧之頤解釋為“英華色”，清人仲昂庭認為“丹”是“色紅入心”，日本學者森立之認為“丹”是“根皮之赤色”，“花之紅赤”，夏緯瑛認為是“根皮之赤丹”，以上對“丹”字解釋基本一致，即丹是赤色的根皮。當代藥材專著《藥材資料匯編》采納了李時珍的說法，指出牡丹“以色丹者為上，雖結子而根上生苗，入藥用其根皮，故名”。也列出了藥用牡丹與欣賞牡丹的不同，“藥用牡丹為其中之一，取其根皮即丹皮，與其他種類的牡丹，培植其花作為欣賞者有所不同（它不結子），開紅白兩種單瓣花（其他牡丹是復瓣花）”。

　　綜合牡丹之名的幾種說法來看，“丹”字的釋義基本無爭議，只是對“牡”字有分歧。其實，早期牡丹之名的解釋主要出自藥用，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以牡丹為首的觀賞類花卉文化還未出現。

　　寂寂無聞 寄人籬下

　　北宋歐陽修在其植物學專著《洛陽牡丹記》中曾簡要記錄牡丹的“前世今身”，“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于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以后，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南宋鄭樵在《通志二十略》中則更為詳細介紹了牡丹的“成名”史，“牡丹曰鹿韭，曰鼠姑宿枝。其花甚麗，而種類亦多，諸花皆用其名，惟牡丹獨言花，故謂之花王，文人為之作譜記，此不復區別。然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獨不言牡丹本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古亦無聞，至唐始著”。

　　歐陽修所說的牡丹“唯以藥載《本草》”，和鄭樵所言的牡丹的別名“鹿韭”“鼠姑宿枝”，應該出自《神農本草經》，說明秦漢時期牡丹便是一味常見的藥材，其藥用情況在秦漢及之前的傳世醫學文獻和出土醫藥文獻中都有體現。東晉葛洪在《肘后方》中記錄了牡丹的藥用功效。

　　鄭樵在《通志二十略》中說牡丹“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牡丹別名之中確有“木芍藥”。北宋蘇頌便說牡丹“此花一名木芍藥”。李時珍這樣解釋，“唐人謂之木芍藥，以其花似芍藥，而宿干似木也”。有學者認為，木芍藥既是芍藥的一種，也是牡丹的別名。

　　　從木芍藥到花王

　　花卉文化的興起和高潮是在中唐至宋。在唐以前，花卉并沒有被人工培植，也沒有進入市場交換，而是基本上處于自然發展的狀態。入唐后，特別是中唐之后，在城市文化生活中便出現了花卉熱。牡丹花也正是借助此波熱潮，開始從醫藥領域走進更廣闊的觀賞領域，成為花卉文化的翹楚。在這個時期，人工種植的牡丹成為商品且價格相當高。王叡在《牡丹》中說，“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在唐中晚期完成逆襲的牡丹，到了北宋更進一步皇冠加身，成為花王。宋代的花卉種植技術日益精湛，花匠對花卉培育、嫁接等技術已駕輕就熟；品種漸趨增多，一些名貴花卉如牡丹、菊花之類，已達百余種。品種的日新月異帶來的是花卉數量的與日俱增，動以畝計的種植面積，在一些花卉主產區已屢見不鮮。牡丹經時人的悉心栽植和科學培育后，已達百余種。

　　一種可入食的千葉牡丹，也影響了牡丹的藥用。從北宋開始，關于牡丹的本草知識書中就經常出現這樣一句告誡：“千葉牡丹不可入藥，入藥只有單葉牡丹。”如寇宗奭便言“牡丹……惟山中單葉花紅者為佳，家椑子次之”。其中原因，寇氏解釋為重瓣牡丹，“為其花葉既多發，奪根之氣也”。

　　地道的花與道地的藥

　　清末，仲昂庭和鄭肖巖在各自的本草著作“牡丹”條中都錄有，“牡丹始出蜀地山谷及漢中，今江南、江北皆有，而以洛陽為盛”。這句話的主語需要我們仔細辨析，其中“牡丹始出蜀地山谷及漢中”，說的是牡丹皮（藥用牡丹），“今江南、江北皆有，而以洛陽為盛”，指的是牡丹花。

　　先來看“以洛陽為盛”的牡丹花。入宋后，洛陽逐漸取代了唐朝時長安城成為當時全國牡丹栽培與觀賞的中心，有“洛陽牡丹甲天下”之美談，出現了姚黃、魏紅等精品。洛陽人愛牡丹，愛得如醉如癡。當然，除了洛陽，河南其他地區也盛產牡丹。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便說，陳州地區的牡丹可與洛陽相提并論，且大有超越之勢。植花如種粟，面積以頃計，可見該地牡丹之盛。

　　北宋時，以洛陽牡丹為第一，其他地區牡丹不能與洛陽牡丹相提并論。宋朝時河南府也成為唯一一個進貢牡丹花的地區。牡丹的大量引種，使得四川成為南宋時期牡丹的又一聚集地，尤其是天彭地區的牡丹盛況，可比肩洛陽。當然在價格上還難以望其項背。“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明以后，今安徽的亳州地區取代了宋朝時期的洛陽，“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陽，其他不足言也”，成為晚明時期全國牡丹栽培與觀賞的中心。牡丹花的培育地區變化，自然也影響到了牡丹皮的道地產區。再來看道地藥材牡丹皮。宋代合州和渝州（恭州）是進貢牡丹皮的地區。最早將藥材的道地性記錄在內的本草典籍是明代的《本草品匯精要》。在該書中，牡丹的道地產區為“巴蜀劍南、合州、和州、宣州者并良”。可見，牡丹道地產區在宋時川蜀之外增加安徽地區。這與明朝時亳州取代洛陽成為人工培育牡丹的主產區有關。清朝時汪讱庵便說牡丹皮“以合州、和州、宣州者為勝”。

　　中唐以前因為沒有觀賞類花卉文化的熏陶，牡丹在很長一段時間以藥用示人，在士人圈里寂寂無聞，托木芍藥之名而存在。中唐至北宋，花卉文化下的牡丹熱愈演愈烈。宋以后，牡丹在觀賞領域熱度不減，觀賞中心不斷變換（唐時的長安—北宋的洛陽—明時的亳州）。眾多產區逐漸形成，牡丹的人工培育產區的形成亦影響到牡丹皮的產區，且隨著道地藥材的概念與優質純真藥材畫等號，明以后牡丹的觀賞中心安徽亦成了人工培育牡丹皮的道地主產區。興于唐盛于宋的牡丹花文化，使得牡丹皮的本草知識書寫與道地藥材的形成亦受到影響。這提示我們，要追本溯源探究醫藥背后的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中醫藥文化。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