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俗話說“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網絡暴力不同于現實中的拳腳相加，但是這些在網絡空間中用文字、圖片等方式進行的傷害和侮辱，一樣可以對當事人的現實生活產生惡劣的影響，讓當事人的心靈“流血”。在傷害當事人的同時，網絡暴力行為也嚴重污染了互聯網環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近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起草了《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同樣是針對網絡暴力，在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了《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治理網絡暴力這顆“毒瘤”，營造良好生態勢在必行。

　　開朗、樂觀是牛鈺給很多人的印象，踩著一條閃閃發光的“機械小鋼腿”，她的豁達和灑脫得到了無數人的欣賞。

　　2008年汶川地震中，11歲的牛鈺被壓在坍塌的教室廢墟下三天三夜，也因此永遠失去了右腿。雖然遭遇不幸，但牛鈺依然笑著面對生活，她曾踩著“鋼腿”亮相上海時裝周，還曾報名參加汶川馬拉松。作為一名擁有眾多粉絲的視頻博主，她對待生活的態度激勵了網絡上的很多網友。

　　雖然收獲了不少善意和祝福，但在今年3月，牛鈺發布視頻，自述遭遇網暴，在她公開的私信記錄中，有網友對其進行惡意騷擾，甚至侮辱謾罵。

　　而網絡暴力不單單有謾罵侮辱，還有造謠誹謗等，這不僅會對當事人的情緒造成影響，還會改變他們正常的生活軌跡。

　　2020年7月，谷女士到小區快遞點取快遞時，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某偷拍。郎某某與何某某編造“富婆出軌快遞小哥”的對話內容發至微信群。之后，偷拍的視頻、捏造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被他人合并轉發，并相繼擴散到多個微信群、微信公眾號等網絡平臺。此事在網絡上不斷發酵，谷女士因此被不明真相的網友辱罵，遭公司勸退，被醫院診斷為抑郁狀態，她直言經歷了“社會性死亡”。

　　除了直接的謾罵和攻擊，網暴往往還存在“人肉搜索”“個人資料被曝光”等惡劣行為。網絡暴力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只因一頭粉色的頭發，“95后”女孩鄭靈華也遭到了網暴。2022年7月，鄭靈華拿著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向病床上的爺爺報喜。讓她沒想到的是，有人針對她的粉色頭發，給她貼上惡毒的標簽；有人甚至攻擊她生病的爺爺。

　　謠言和網暴給鄭靈華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在她的社交媒體上，她曾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寧愿生一場大病做一場手術，可以讓自己看得到軀體好起來的過程，但是網暴后的心理創傷，不知何時才能消失。”在與抑郁癥抗爭多日后，這位少女最終以自殺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一些針對他人肆意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網絡暴力行為不時出現。躲在鍵盤后面的人到底是誰？又是誰在推波助瀾？北京互聯網法院通過梳理近年來該院受理的網絡暴力案件，總結出了這類案件的一些規律。

　　北京互聯網法院副院長趙瑞罡：“在審理過程中，我們總結，從這些案件的被告主體情況來看，主要起訴集中在平臺和網絡的一些大V，當然也有一些普通的網絡用戶。普通的網絡用戶往往都有從眾心理，認為法不責眾，并且隱藏在鍵盤后、APP后，覺得匿名化又是虛擬空間，覺得法律不會追究本人，網絡用戶可能更多一種心理；對于網絡大V來說，法治意識淡薄，往往基于網絡大V轉發的一些評論，引發了暴力升級。”

　　網絡暴力行為，不僅是對當事人權利的侵害，還擾亂網絡秩序、破壞網絡生態。那么，如何治理網絡暴力呢？遏制網暴，首先就要防患于未然。平臺是第一道防線。

　　在2022年11月，中央網信辦印發的《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網暴預警預防機制、強化網暴當事人保護、嚴防網暴信息傳播擴散、依法從嚴處置處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鋒：“壓實平臺的主體責任，要求平臺盡到義務、履行責任。比如說，平臺在技術上建立網絡暴力內容識別模型，能夠及時監測預警網絡暴力，遇到網絡暴力的情況之下，能夠有應急處置辦法。”

　　在《通知》中，還從提高思想認識、強化長效治理等方面明確了對各地網信部門的具體工作要求。

　　為了切實加強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力度，營造良好網絡生態，在今年7月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在征求意見稿中，不僅對網絡暴力信息監測預警、網絡暴力信息處置和保護機制等有了更為細致的規定，還強調了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專家表示，這正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源頭預防。

　　支振鋒：“把去年那個通知上升為規章，讓規定有了牙齒，能夠更好發揮作用。”

　　除了壓實平臺責任，落實監管部門職責的源頭治理之外，一旦發生網暴，當事人的權利又該如何維護呢？由于網絡暴力往往由陌生人實施，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和即時性，使得受害人在確認侵害人、收集證據等方面存在更多困難，導致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這不僅讓一些參與網絡施暴的人肆無忌憚，也讓一些受害者維權困難。曾經被造謠出軌快遞小哥的谷女士在維權時，就曾面臨著搜集證據困難的情況。

　　相對于檢察機關進行的公訴，刑事自訴意味著當事人需要自己去搜集證據，再提起訴訟，這對于當事人來講難度非常大。

　　支振鋒：“我們國家圍繞網絡暴力已經有比較健全的法律體系了，但是由于網絡侮辱、網絡誹謗、網絡暴力的特殊性，不容易找到侵權人，不容易提取證據、固定證據、提交證據，所以導致網絡暴力受害者的維權在最后一個過程中遇到了堵點。”

　　谷女士在維權過程中也遭遇了這樣的堵點，但是她的案件在2020年12月出現重大轉機，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導下，余杭區人民檢察院建議警方對郎某某、何某某涉嫌誹謗案立案偵查，該案由自訴轉為公訴。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從過往的案例看，依法治“暴”，必須有效降低受害者維權成本，建立快速打擊機制，讓網暴受害者不再“一個人戰斗”。

　　在今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對于網絡侮辱、誹謗以及適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其他罪名處理的網絡暴力案件，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立案。

　　不僅僅是著力解決網暴當事人搜集證據難的堵點，在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還規定，依法適用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程序。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網絡侮辱、誹謗犯罪，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立案。被害人同時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裁定終止審理，原自訴人可以作為被害人參與訴訟。對于網絡侮辱、誹謗行為，被害人提起自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有關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支振鋒：“自訴轉公訴，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公安機關進行偵查，受害者轉為公訴案件的訴訟參與人。這種情況對于懲處網絡暴力，客觀上來講，維護網暴受害者的合法權益有很大改觀、有很大幫助。以前講法不責眾，網絡暴力發起者、參與者非常多，往往法不責眾，沒法一個一個找到，以后這種情況有可能得到改變。”

　　互聯網的發展，讓網絡用戶獲得了更多元、更便捷的表達渠道，敲敲鍵盤就能發表意見，但是網絡空間一樣有道德底線，有法律紅線。肆意妄為的攻擊謾罵、添油加醋的留言評論，即便是在網絡空間里也一樣會踩線，造成社會危害。截至2022年底，我國網民規模已經達到了10.67億。網絡空間是億萬網民共同的精神家園。遏制網絡暴力，既需要網絡平臺負起責任，同時也需要作為網民的你我都能自我約束，維護網絡文明，一旦遭遇網暴，也要依靠法治力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各方共同努力，讓網絡空間更加天朗氣清、風清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