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海關數據，5月我國進口大豆1202萬噸，同比增加24.3%，刷新月度進口歷史最高紀錄。1月至5月累計進口量為4231萬噸，同比增加11.2%。業內人士表示，6月大豆到港量可能進一步增至1300萬噸左右。在去年國產大豆產量創紀錄，并出現結構性過剩的情況下，大豆進口大幅增加，原因何在？會不會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大豆進口穩定性如何保障？

　　產需缺口大是主因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司偉認為，我國大豆進口屢創新高，究其根本原因是產需缺口大，這背后既有需求側的因素，也有生產端的問題。從需求側看，我國大豆壓榨需求快速增長，帶動需求總量增加。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食物消費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得營養健康”轉型，居民食物鏈上移，對蛋白質的需求從過去的以谷物為主轉向動物性食品。豆粕是畜禽和水產品養殖業規模化生產不可缺少的蛋白質飼料，隨著養殖業規模不斷擴大，大豆消費需求量快速增長，從1996年至今，大豆消費量翻了近三番，大豆需求量超過1億噸。

　　與快速增長的大豆需求相比，我國大豆生產發展卻相對緩慢。1996年至2022年，大豆產量年均增長率僅有1.66%。大豆生產發展緩慢有多種原因。其中，單產低、比較收益不高是制約大豆生產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豆單產僅相當于玉米和小麥的三分之一，稻谷的四分之一，種植玉米等作物比較收益更高，這就使得農戶缺乏種植大豆的動力。我國大豆單產低于美國、巴西，2022年，全球大豆平均單產為182.67公斤/畝，美國大豆單產為222.00公斤/畝，巴西大豆單產為209.33公斤/畝，而我國大豆單產為131.83公斤/畝，僅為全球的72.16%、美國的59.38%、巴西的62.98%。這說明，我國大豆單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客觀來說，我國農業資源稟賦有限，在確保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的情況下，完全依靠國內生產大豆滿足需求并不現實，需要通過進口填補國內供給缺口。1996年我國放開大豆市場后，從大豆凈出口國轉為大豆凈進口國，大豆進口量不斷增加，2020年大豆進口量首次突破1億噸。業內專家表示，以1億噸的進口量計算，折合成耕地資源需要7.61億畝，占當年糧食總播種面積的43.30%。因此，進口大豆也是我國耕地資源約束下的一個必然選擇。

　　擠壓國內市場空間

　　根據大豆品質和用途不同，國產大豆和進口大豆在國內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國產大豆蛋白主要用于食品領域，進口大豆主要用于壓榨和飼料領域。“這并不表示國產大豆生產就完全不受進口大豆的影響，也不代表國內大豆市場是完全分割的兩個市場，進口大豆大量涌入，也會擠壓國產大豆的發展空間。”司偉說。

　　一方面，大豆大量進口會引發國內大豆市場價格波動。大豆是我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糧食品種，與國際市場聯動性強。與小麥、玉米和大米進口實施配額管理不同，我國大豆市場對進口大豆完全開放，國際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迅速傳導至國內，引發國內大豆市場波動。目前，我國大豆進口量占國際大豆產量的三分之一，占全球大豆貿易量的60%以上，進口量的迅速提升使得國內大豆市場和國際大豆市場的聯系愈發緊密。而且，我國在國際大豆市場中沒有足夠的話語權，也沒有掌握大豆定價權，大豆市場及與其關聯的上下游產業更容易受到大豆市場波動的沖擊。

　　另一方面，大豆大量進口會擠壓國產大豆的銷售市場。國產大豆與進口大豆用途雖然不同，但彼此之間具有替代性。國產大豆既可以用于食品加工，也可以用于壓榨，在國內食品加工需求疲軟時，國產大豆可以進入壓榨市場以平衡供求關系，但低價進口大豆阻斷了這一渠道，國產大豆產能增加，難以通過壓榨市場加以消化。這使得國產大豆銷售市場狹窄。去年國產大豆產量首次突破2000萬噸，國內大豆食用消費需求只有1500萬噸左右。加之，我國大豆主產區主要分布在東北地區，大豆壓榨企業主要分布在沿海、沿長江地區，產銷分離，大豆壓榨企業去東北采購大豆因運距遠、價格高等原因，積極性不高，導致國產大豆出現結構性過剩。

　　提高大豆產能和自給率，是我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戰略舉措。今年我國繼續實施大豆產能提升工程，各地從品種、技術、機收減損等多方面著力提升大豆單產水平，確保大豆穩產增產。農業農村部負責人表示，要可持續提升大豆產能和自給率，核心是收益、根本靠銷售、關鍵在政策。要整合政府、市場、科研、金融等多方面力量，著眼于產業全鏈條各環節研究綜合性解決方案，為持續提升大豆和油料自給率提供有力支撐。國產大豆產業要實現良性循環、持續發展，必須大力發展加工，既要產出來，還得賣出去、賣得好。要聚焦解決好國內外大豆原料的品質和價格差，推進大豆壓榨企業靠近主產區優化布局，發展豆制品精深加工，健全產業相關配套服務體系，研究攻克制約多收多用國產大豆面臨的瓶頸問題，持續做大做強國產大豆產業。建立健全需求導向的技術體系、高效暢通的產銷體系和穩定完善的政策體系，持續提升國產大豆產業競爭力。要系統性優化大豆產業體系，大力發展國產高油大豆壓榨加工，做精做深食品加工，支持發展高附加值蛋白質精深加工，積極拓展國產大豆消費的增量空間。

　　推動進口來源地多元化

　　大豆進口依存度高達80%以上，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在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大豆進口面臨諸多風險與挑戰。司偉認為，要加強國際合作，在穩定傳統豆源市場的同時開拓新興豆源市場，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盡量避免形成對某一個進口來源過度依賴的局面，確保大豆進口的穩定性和主導權。

　　我國大豆進口主要來自巴西、美國、阿根廷等國，從這3個國家進口的大豆占進口總量的90%以上，“卡脖子”隱憂長期存在。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進口大豆總量為9108萬噸，其中，自巴西進口5439萬噸，占比59.72%；自美國進口2953萬噸，占比32.42%；自阿根廷進口364萬噸，占比4.00%。美國曾經是我國大豆進口第一來源地，2013年之后，巴西超過美國成為我國大豆進口第一來源地，進口比重不斷增加。

　　司偉認為，我國進口大豆上半年主要來自南美的巴西，下半年主要來自美國。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給大豆供應鏈的穩定性帶來風險隱患。據有關部門數據，2010年以來，這些國家涉華貿易救濟案件數量均排在前10位。一旦發生貿易摩擦和沖突，將對我國糧食進口穩定性帶來直接影響。

　　推進進口來源多元化，是確保大豆進口穩定性和主導權的重要舉措。近年來，我國繼續鞏固巴西、美國、阿根廷等傳統大豆進口來源地，自烏拉圭、加拿大、俄羅斯等國進口的大豆量也逐漸增長。2022年，我國自烏拉圭進口大豆178.81萬噸，較2021年增加92.21萬噸；自加拿大進口大豆71.91萬噸，較2021年增加13.13萬噸，2023年1月至5月自加拿大進口的大豆就已經達到91.87萬噸；2022年自俄羅斯進口大豆69.54萬噸，較2021年增加15.15萬噸。同時，我國鼓勵企業“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大豆生產基地，盡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糧源。

　　“總體看，我國大豆進口多元化還處于探索階段，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供給能力，以替代傳統的進口來源國。即使在海外種出大豆，要運回來，還需要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司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