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華（河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河北大學燕趙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徐遵明（475—529年），字子判，華陰（今陜西渭南）人，北魏經學家。《魏書·儒林列傳》和《北史·儒林列傳》均專置《徐遵明傳》。另外，這兩部史書和《北齊書》《周書》當中的《李業興傳》《李鉉傳》《馬敬德傳》《熊安生傳》《樂遜傳》亦均提及徐遵明相關事跡。如，《魏書·李業興傳》記載：“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于趙魏之間。”《北齊書·李鉉傳》記載：“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周書·熊安生傳》記載：“熊安生字植之，……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并通大義。后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此為《徐遵明傳》之外的相關記載，關于徐遵明的求學、授徒傳經以及為人、學術貢獻等情況，更多地記載于《魏書》和《北史》的《徐遵明傳》。

　　壹

　　《魏書·徐遵明傳》記載，徐遵明自幼好學，17歲起開始游學，曾先后從學于上黨（今山西長治）的王聰、燕趙的張吾貴、范陽（今河北涿州）的孫買德，但從學“每不終業”，時間均不過一年。好友田猛略勸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徐遵明則回答，自己之所以“每不終業”，在于“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而學須依從“真師”，“真師”便是“吾心”。在徐遵明，不是師擇徒，而是反轉為徒擇師。終于，他找到了“愜心”之師——平原（今山東聊城東北）唐遷。之后，徐遵明足不出戶，苦讀六年。“乃詣平原唐遷，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

　　從師屢遷反映出徐遵明學有主見的特點，這種特點既有利亦有弊：一方面，使其在儒林能夠較快地學有所成，脫穎而出。如，基于對服虔注本《左傳》之專攻，徐遵明著《春秋義章》三十卷。《魏書·徐遵明傳》載：“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另一方面，也使其注經、解經出現附會甚至曲解之處。《北史·徐遵明傳》載：“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徐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中“書以八寸策”，誤以為是“八十宗”，且枉加解說，此足見其學有偏執之處。

　　貳

　　在學有所成之后，徐遵明便在燕趙區域開始了長達20余年的授徒生涯。《魏書·徐遵明傳》載：“是后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講學于外二十余年，海內莫不宗仰。”雖然剛開始時受業者不多，但隨著徐遵明聲名遠播，眾多學者“延首慕德”，“不遠千里”前來求學，以致“束修受業”、編錄在冊者多達上萬人。“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辟，杖策不遠千里；束修受業，編錄將逾萬人。……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無論是好奇尊賢者，還是辭官游學者，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形成求學空前盛況。關于徐遵明長期授徒之規模與成效，《北齊書·儒林傳序》言：“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北齊書·李鉉傳》則載，嘗從師徐遵明長達五年的李鉉“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在徐遵明，授徒是為了傳經；在生徒，從學是為了學經，故，師徒之授受實際上即是經典之傳授。關于徐遵明的經術傳授情況，《北齊書·儒林傳序》和《北史·儒林傳序》均有敘述，只是后者文字略減，而所敘述內容基本一致。在《北齊書·儒林傳序》中對徐遵明的經術傳授情況作了如下具體解釋：

　　關于《易》之傳。在當時，《周易》之傳有南北朝之異：北朝所傳為鄭玄所注《周易》，南朝所傳為王弼所注《周易》；北朝傳《易》有師徒授受規模之盛，南朝傳《易》則“師訓蓋寡”。北朝傳《易》的脈絡為：徐遵明講鄭玄所注《周易》，傳授給范陽盧景裕和清河（今山東臨清）崔瑾，盧景裕傳授給河間（今河北河間）權會和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

　　關于《書》之傳。北魏后期，儒生治《尚書》者較少，唯徐遵明精通。徐遵明在從師王聰時習得《尚書》，后將其傳授給浮陽（今河北滄縣）李周仁、渤海（今河北滄州）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需要說明的是，徐遵明所傳為鄭玄所注《尚書》，而非孔安國所注《尚書》；后者在當時不被關注，直至北齊季年河間費甝《義疏》被發現后才被留意。

　　關于《禮》之傳。“《三禮》并出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沮俊、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這段話的要點有三：其一，《三禮》之傳源自徐遵明。其二，《三禮》傳衍之主脈為徐遵明——渤海李鉉——阜城（今河北阜城）熊安生——熊安生門人。其三，在《三禮》當中，所傳以《小戴禮》為主，《周禮》《儀禮》及《大戴禮》為輔。

　　關于《詩》之傳。在北朝，《詩》之主要傳授者為“二劉”。“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后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詩》之傳與徐遵明無干，因為《詩》亦為其授徒講經之重要內容。如，《北齊書》和《北史》的《馬敬德傳》均記載：“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周書》和《北史》的《樂遜傳》均記載：“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馬敬德和樂遜均向大儒徐遵明“學《詩》”，此足以反映《詩》在北朝之傳與徐遵明相干。這也是《北齊書·儒林傳序》將《詩》之傳列于“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之后的原因。

　　關于《春秋》之傳。“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徐生”即徐遵明。《春秋》的傳衍脈絡為：徐遵明傳授給平原張買奴、河間馬敬德和邢峙及張思伯、北平（今河北保定滿城）張雕、阜城劉晝、渤海鮑長暄、王元則等。在北朝，除了徐遵明所傳服虔所注《春秋》外，亦有傳杜預所注《春秋》者，還有通講、通解《春秋》多種注本者。同時，在南朝，儒生“俱服膺杜氏”，所傳則為杜預所注《春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在北朝，還是在南朝，所傳《春秋》主要為《左傳》，而較少關注《公羊傳》和《穀梁傳》。

　　由上述可知，在北朝，儒家“五經”主要經典之授受均與徐遵明相干，故而才有“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之言。

　　叁

　　徐遵明是一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他不僅學有主見，而且人生亦有鮮明特征。

　　其一，性情恬雅，委心學問。徐遵明之出身既非名門世族，亦非書香門第，幼年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家庭亦無很高教育期許，但他自己卻“置情恬雅”，故能“垂簾自精”，鉆研儒家經術。他不喜仕途，甚至不喜京都。他曾響應北魏廣平王元懷之征召，但到京都后不久即辭別而去。正因為他性情恬雅，委心學問，終而成為“海內莫不宗仰”的一代大儒，或稱“海內”之“大儒”、“日下”之“明師”。《魏書·徐遵明傳》稱其志言：“莫不入其（指經典、圣賢——引者）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于海內，擅明師于日下矣。”

　　其二，持經執疏，然后敷陳。徐遵明講學于外20余年，生徒由少而眾，除了其懂“經緯之微言”，明“圣賢之妙旨”外，獨特的講授方式亦為重要原因。《魏書·徐遵明傳》載：“是后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后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執經執疏”“然后敷陳”的講授方式頗受生徒歡迎，且有極佳授受效果，被眾多生徒繼承保持下來，以致漸漸形成經學傳統，成為儒師的講授模式。

　　其三，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雖然徐遵明性情恬雅，委心學問，終生未仕，但并不意味著他沒有政治志向。實際上，他不僅有政治志向，而且對其志向“忠潔不渝”，甚至最終死于此志。北魏孝莊皇帝永安二年（529年），北海王元顥發兵叛亂入洛陽，任城太守李湛起兵平叛，徐遵明前往共同起事，但夜入民間，終被亂兵殺害。《魏書·徐遵明傳》記載：“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兇險。”由此來看，徐遵明可謂殺身成仁之志士。

　　其四，行道樹德，天爵所存。從根本上講，徐遵明之志在經術，所重在德行，所樂在求道。《魏書·徐遵明傳》記載：“遵明以碩德重名，……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弟子李業興曾評價道：“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于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于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不過，《魏書》和《北史》亦有如下記載，述徐遵明“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北史·徐遵明傳》言：徐遵明“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懸納絲粟”以為“影質”，明碼標價以招生徒，似與其“守壑之志，潛居樂道”相抵牾。實際上，徐遵明此舉并非為“聚斂”，而是為顯示其“海內莫不宗仰”之大儒身份，此頗類似于現代社會教育資源的“優質優價”，且“束修受業”乃自古以來所施行的傳統。因此，所謂“頗好聚斂”者非徐遵明一人，同時代大儒劉獻之、張吾貴亦然。質言之，“懸納絲粟”不可謂“頗好聚斂”，亦不可謂“有損儒者之風”，只能謂其大儒身份“清高”之顯示。“人爵”已為徐遵明所不屑，“行道樹德”乃其“天爵”之追求，絲粟財物自然不在其話下。

　　肆

　　自魏晉之后，南北朝受其影響，承其傳統，“更尚玄虛”，“衣冠道盡”，儒家經業處于低谷，呈現衰落之況，玄學、佛教則處于高潮或呈上升之況。這樣一種大的形勢，無疑給儒家經業帶來莫大影響。盡管如此，因為儒家“其為教也大”，故無論世之升降，而終究“斯文不墜”。當然，能夠保證“斯文不墜”者主要為歷代“儒林”。不過，南朝與北朝經學雖然宗旨不異，但解經路徑有別，以致形成“南學”“北學”不同特點：南學解經重“義疏辨證”，特點為“約簡”，結果是“得其英華”；北學解經重“章句訓詁”，特點是“深蕪”，結果是“窮其枝葉”。《隋書·儒林傳序》和《北史·儒林傳序》均言：“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就北學講，徐遵明作為北朝“儒林”代表人物，對維持儒家“斯文不墜”作出了巨大貢獻。對此進行研究，對于今天我們弘揚儒學優良傳統，發揮其當代價值，會有啟示和推進作用。此正如《魏書·徐遵明傳》所言：“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