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2019年開通的自行車專用路，如今仍在向南開拓，嘗試解決北京部分地區通勤難題。其運行3周年的數據顯示，在這條專用路上的通勤騎行者，平均每日節省通勤時間14分鐘，每周平均碳減排10.37噸。

　　從低碳出行、工業園區改造，到城市更新，在日前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多個有關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話題引發專家討論。大家形成的共識之一是，我國已進入城市化中后期，城市發展由大規模增量建設轉為存量提質改造和增量結構調整并重，而建設綠色低碳的城市空間結構，是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過去我們擅長建設，蓋房子很拿手，但（城市）更新時代重要的是運營管理。”在論壇現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中國規劃學會理事長楊保軍以成都寬窄巷子的運營機制為例說，寬窄巷子的運營機制是“三位一體”，政府為經營環境提供綜合管理服務和配套支持，運營企業經營市場，負責招商規劃和市場營銷，每個店家、業主盡可能地挖掘當地的文化資源進行傳承創新，經營產品和服務。

　　“三方攜手使得寬窄巷子一直保持吸引力，它的房子只租不售，也保持了業態持續升級的可能性。”在楊保軍看來，一個有活力的地方往往包括吃、住、游、文化、商業等多種功能，會根據市場變化不斷更新內容，他尤其強調，“如今消費體驗比物質消費本身更為重要”。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城市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黃金川也注意到，一城一地活力的提升對于當地營商環境優化至關重要。他結合這些年產業與人口的關系變化補充說，之前人們為了求溫飽、求小康，會跟著企業走，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們的擇業需求更多元，選擇也更多，企業則越來越注重從不同維度考量一個城市的營商環境。

　　對此，常常幫助企業選址的黃俊瀚深有感觸，他是德國思頤集團中國區負責人，他和團隊的業務之一是幫助歐美企業制定全球發展戰略，戰略中的重要部分包括規劃制造基地、研發基地及打造中國區運營總部。

　　“我們這些年代表企業去和不同的地方政府談，問的不是當地能給企業多少優惠、補助，我們最關心的是人，從工人到管理層，他們的需求最終如何解決，包括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需求。”黃俊瀚說，有時對方會覺得跑題了，但在他看來，營商環境包括很多維度，除了關于企業發展、產業配套的部分，還包括人力資源、公共服務及社會治理，“這其中就涉及綠色、環保與低碳”。他舉例說，最近團隊參與一個項目時就充分考慮到了能源是否綠色、當地工廠是否達到零污染排放等問題。

　　如何提升城市活力？楊保軍的答案是，“盡可能讓城市的功能復合，讓業態多樣、空間多樣”。他說，很多案例都證明，城市更新要注意改變過去單一的用途，以更多元、包容、開放為方向。他還提到城市功能完善的背后，是城市能級的躍升，“能夠對人才產生吸引力，對資金、對創新創業都能形成新的動力。”但他同時補充說，如今的城市更新不再是大刀闊斧，而是慢工細活，“用繡花功夫讓老城區煥發新活力”。

　　黃金川也認為，城市更新要注重與生態空間的融合，他說，如今年輕人追求城市生活的品質，青睞公園城市，將城市空間格局與生態空間融合，才能把本土的文化底蘊及區域發展的活力催化出來，提升吸引力。

　　實際上，關于城市功能整合，我國多個城市已付諸實踐，其中就包括多地各有特色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以上海黃浦區“15分鐘社區體育生活圈”為例說，過去的黃浦江畔“人擠人”，但黃浦江兩岸濱江公共空間貫通項目實施以來，8.3公里的黃浦濱江岸線釋放出更多公共空間，容納了世博體育園、外灘國際電競文化中心、滑板極限主題時尚運動公園等城市地標性體育設施。

　　“這種公共空間的整合，不僅在構建一種新的城市生態，對經濟增長也有貢獻。”鄒驥說，隨著新功能的開發，黃浦江沿岸的土地跟著增值，“土地升值的背后，是城市作為一種資產的整體升值，這對招商引資、吸引人才能起到基礎性作用。”

　　對于未來我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鄒驥很有信心。他說，當下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點之一，就是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在他看來，環境保護、綠色低碳已不再是經濟增長的阻力，而是助推我國高質量增長的新動能。“2021年，我國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近1/6，在貿易方面，很多新的出口動力也來自綠色低碳領域。”鄒驥尤其提到來自綠色城鎮化投資方面的增長動力，包括投資城市群、高鐵、城際交通、充電樁、清潔的供熱制冷、低碳建筑、公共服務設施等。

　　“低碳環保可以和經濟增長高度重合。”鄒驥說，在當今全球的治理技術體系下，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實現發展路徑的創新，“經過努力既實現發展目標增長，收入水平提高，縮小收入差距，還能實現空氣質量目標、能源安全目標，提高城鎮化率等。”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