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冉冉（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明代萬歷以降直至清初，較為集中地出現了大量以“按鑒”為標榜的歷史演義。起初，學界認為這里的“鑒”是指《資治通鑒》。可是，許多標榜“按鑒”的歷史演義所表現的歷史年代根本不在《資治通鑒》的載史范圍。于是有學者認為，這里的“鑒”除了《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之外，還包括它們的前編與后續之作。然而，這些“通鑒”類史書文古義奧，《列國前編十二朝傳》等歷史演義的編撰者又多為書坊主，不要說從這些史書中擇取史料并且還要進行加工改造，就是通讀這些史書對他們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那么，由書坊主編撰、又是將歷史通俗化普及化的“按鑒演義”是否直接從這些史書中取材很值得懷疑。不過，如果當時有一些現成的將歷史通俗化的讀物，書坊主們不用直接與浩繁艱澀的史著搏斗，只要將這些通俗讀物中的史料略加綴輯及使用更俚俗的語言就可以編成一部小說，這是書坊主們更可能采取的編撰方式。通過考察能夠發現，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歷史通俗讀物，它們往往以“綱鑒”命名。

　　明清歷史演義早期的“綱”“鑒”兼采

　　所謂“綱鑒”，本是朱熹《資治通鑒綱目》與《資治通鑒》的合稱。《資治通鑒》史學價值很高，然而篇帙近三百卷，對一般讀者來說有相當大的閱讀難度，所以后世一直對《資治通鑒》進行著簡化提要的工作，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后世學者幾乎都有這樣一個共識：《資治通鑒》以史故翔實見長，而《資治通鑒綱目》則效法《春秋》，通過一定的“書法”來微言“大義”。流風所至，歷史演義所稱之“按鑒”并不只是借鑒《資治通鑒》按年編排、次第鋪演從而使史實輪廓清晰、條理分明的歷史書寫方式，還往往要“按《通鑒綱目》而取義”。

　　從目前所見材料來看，最早以“按鑒”為標榜的是嘉靖27年的葉逢春本《三國演義》。此本視蜀漢為正統、在卷首標時間起止不以太歲紀歷而以甲子紀年便是“按《通鑒綱目》而取義”非常典型的例證。朱熹創設的“綱目”體史書不僅對小說所演之“義”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且，它把294卷《資治通鑒》縮編為59卷，并以“綱”提要，以“目”鋪陳，使得史實輪廓更為清晰，更便于歷史演義以“綱”設置情節主線，而在描摹細節之時則不妨從“目”以及敘事更為詳細的“鑒”中取材。歷史演義之“按鑒”一開始就有著兼采“綱”與“鑒”的特點。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演義是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以此書第一回為例，此回中寫張角起事及其與官軍的爭戰在行文次第上多按時間順序將《資治通鑒》中的相關記載移入小說，然而其中提到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且介紹張角生平不在光和六年而在中平元年，這些都是《資治通鑒》不載而在《資治通鑒綱目》中能夠找到的。類似的例子很多，足證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之“按鑒”有“綱”“鑒”兼采的特點。

　　“按鑒演義”從“綱鑒”體史書中取材的重要例證

　　至晚在隆慶年間，就已經有了將通鑒體與綱目體合編的“綱鑒”體史書。《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之“凡例”稱“《綱》、《鑒》二書，古來未有合編者。合之，自荊川唐老師始,總之為舉業家祈捷徑也。”唐順之確曾輯有《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綱鑒大成》，今存隆慶年間書林楊員壽刻本。此類史書在萬歷以后非常盛行，如刊刻于萬歷年間的《綱鑒白眉》在其凡例中稱“歷代《綱鑒》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種”；萬歷年間建陽書林熊沖宇刊本《歷代紀要綱鑒》有“告白”云:“《綱鑒》一書，坊間混刻多矣”。這些“綱鑒”體史書已被大大通俗化了，如張岱在《夜航船》序中說：“凡百工賤役，其《性理》《綱鑒》，皆全部爛熟”；謝肇淛《五雜俎》中有語云：“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鑒要略》而已。”也正是因為“綱鑒”體史書的通俗性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8中不無輕蔑地說：“《綱鑒正史約》之類,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學。”

　　以“按鑒”為標榜的歷史演義恰恰也是在萬歷以后大量出現的。其中，編撰了《列國前編十二朝傳》的余象斗是整個明清時期刊有歷史演義種類最多的書坊主，而且，其刊行的歷史演義幾乎皆以“按鑒”為標榜。就是這位書坊主除了刊行歷史演義之外還出版有《新刻九我李太史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及《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兩部《綱鑒》內容幾乎全部一樣，題署不同是書坊主的一種營銷手段）等歷史通俗讀物。有學者已經指出了《列國前編十二朝傳》與“綱鑒”體史書之間的密切關聯，不過，還沒有把余象斗本人就曾刊有“綱鑒”體史書這樣的事實與《列國前編十二朝傳》的編撰聯系起來。實際上，經比勘對讀，可以看到大量史料從《綱鑒》迻錄于小說之中，小說甚至連《綱鑒》中的史論與評注也加以抄錄，行文次第與措辭亦與《綱鑒》一致。小說中所謂“鑒斷”、“鑒論”等也都可以在余刊《綱鑒》中找到出處，甚至文字措辭都并無二致。可以得出結論，余象斗在《列國前編十二朝傳》中所標榜的“按鑒”并非如學界所認為的，從《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或者其前編后續之作等“通鑒類”史書中取材，而是對《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鑒》之類的“綱鑒”體史書稍做整理加工而來。

　　“綱鑒”體史書的編纂特點

　　“綱鑒”體史書雖然名目繁多，但共通性的編纂特點還是相當清晰的。

　　其一，正文前一般都附有“歷代帝王傳授之圖”（或題“歷代帝王國統相承之圖”“歷代國號之圖”等，以圖表形式呈現從“三皇”至明代的帝王名號國號），“先儒名公姓氏”（或題“引用先儒姓氏”，姓氏下皆有小傳）以及元潘榮的《通鑒總論》。

　　其二，“凡例”或“讀法”中往往都強調“綱揭大義”“鑒悉事由”“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故“以綱為主而鑒目附焉”。此類史書多稱“綱鑒”而非“鑒綱”，應該與此有關。

　　其三，“綱鑒”體史書雖然并不是簡單地將通鑒體與綱目體史書合編在一起，但仍具史鈔性質。盡管常常宣稱是纂輯《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及其前編與后續之作，但“綱鑒”體史書實際上又以“綱”、“紀”、“經”、“編”之類的名目對上述史著進行了節略與整理。

　　其四，《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不僅以綱目體對劉恕《通鑒外紀》作了大量的的節略與加工，而且還為“綱鑒”體史書的編纂方式提供了諸多可供借鑒之處。例如，它效法《資治通鑒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的方式，又以眉批的形式對“提要”中的重要史實再次加以強調。另外，《資治通鑒綱目》主要是以“史述”微言大義，《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則以“××曰”的形式增加了不少“史斷”，議論化、義理化的傾向進一步增強。而且，《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的“注”改變了《資治通鑒綱目》以“目”（較具體詳備的史述）注“綱”（重要史實的概述）的單一格局，其注文還有注音釋義進行名物訓詁對史實加以考證補充等多種內容，這些都對“綱鑒”體史書有較大影響。

　　其五，“綱鑒”體史書無一例外都是評點本，以評點的形式使原先文古義奧的史著通俗化普及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征引明人言論最多的并非是署名為纂輯者的唐順之袁了凡王世貞鐘惺等人，而是周禮（字德恭，號靜軒）。此人著有不少通俗化普及化的歷史讀物如《通鑒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續編綱目發明》《訓蒙史論》、《通鑒筆記》《讀史詩集》等，《三國演義》諸多版本中引有不少以俚俗為特點的詠史詩，這些詠史詩往往署名為“周靜軒”、“靜軒先生”等，但是否確為周禮此人所作，還有待更確切的材料加以論證。

　　此發現的學術意義

　　此發現能夠拓展深化歷史演義的以下一些研究領域：

　　第一，史料來源研究。此類研究很容易簡單地把史實的原始出處判為歷史演義的史料來源，實際上，小說作者不必讀過最早記錄某一史實的史著，也能從已被通俗化的歷史讀物中直接取材，這些歷史讀物才是歷史演義的史料來源。

　　第二，編創方式研究。某些歷史演義以“綱”文設置情節主線，甚至有些歷史演義的回目就是照抄或對“綱”文略加變化而成。此外，“綱鑒”體史書“按《通鑒綱目》而取義”、增加了“史斷”文字對歷史演義的主題表達與人事評價頗有影響；“綱鑒”體史書的史鈔性質使得一些歷史演義把迻錄“《綱鑒》舊文”作為重要的編創方式；“綱鑒”體史書對主要活躍于弘治正德年間的周靜軒征引頗多，一些歷史演義也特別偏愛周靜軒的言論；“綱鑒”體史書在正文前附圖表、人物傳略、總論性文字的作法被一些歷史演義襲用……關注到“綱鑒”體史書這一取材對象，長期被遮蔽的歷史演義之編創方式將得到學界更真切的認識與更公允的評價。

　　第三，文本演變研究。在推測歷史演義的版本年代時，有學者把后起文本因加工比之前文本更詳細的一般規律套用，簡單地把簡本年代斷為繁本之前。這就忽略了，與“綱鑒”體史書更強調對“鑒”“目”的提要與通俗化一致，一些歷史演義恰恰是把對之前文本的刪減簡化作為主要加工方式的。關注到“綱鑒”體史書這一取材對象，上述錯誤認識皆可得到澄清與糾正。

　　第四，小說評點研究。一些歷史演義取材“綱鑒”體史書的同時也受到了其評點的影響，但小說評點的這個特點目前還少被關注，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