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豪（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有漢一代，被譽為一代之文學者，舍“賦”其誰？有漢一代，學術最為昌明而隆盛者，舍“經”其誰？漢代是經學時代，大量當世文本創作“依經立義”；漢賦是漢一代之文學代表，其鋪張揚厲的風格特征，在表彰經學、承載經義方面尤為矚目。但經學不等于儒學，探討漢賦與經學之關系，須落實到具體文本，著眼于“用”與“反用”的互證，其學理路徑概而言之，約有四端：

　　一、以經尊賦

　　作為早期中國文體的代表，賦體的尊體模式在中國文體學史上具有典范意義。賦體初立之時，賦家有“倡優”之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之徒都是以俳優身份蓄養，到揚雄更有“小道”之譏。因此，他們作賦都強調諷諫功用，孔臧《諫格虎賦》、東方朔《七諫》直言“諫”字；司馬相如《子虛賦》《大人賦》“其指風諫”、《上林賦》“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揚雄作賦，認為“賦者，將以風也”；漢宣帝更是以帝王之姿肯定“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尚有仁義諷諭……賢于倡優博弈遠矣”，開啟以“古詩”尊賦的先河。

　　因此，班固《兩都賦序》引“賦者，古詩之流”說，但不同于此前的以“風”義尊體，而是轉以“雅頌”義尊賦，明確稱賦是“抑亦雅頌之亞也”。在創作層面，班固的《兩都賦》也是賦中之《雅》《頌》，清人何焯評曰“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賦體歸于雅正。東漢末年至六朝時期，比興寄托成為賦體的重要表現手法。賦以“比興”尊體，寄托情志，轉向新變的、華麗的抒情小賦體書寫。賦作為《詩》的“六義”之一，尊體的方式是汲取其他“五義”的精華。

　　賦體尊體還借助于其他經籍。如司馬相如獻《上林賦》“覽觀《春秋》之林……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揚雄《覈靈賦》“請以《詩》《春秋》言之”。更有認為賦體產生于祭祀登壇揖讓之禮辭，《漢志》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章太炎解釋說“登高孰謂？謂壇堂之上，揖讓之時”，漢賦家多居禮職，王褒、揚雄、劉歆、杜篤、班固、崔駰等均有參與當朝禮學論爭和漢禮建設，熟悉禮典禮事，賦體創作呈現摹《禮》傾向，故袁棟《詩賦仿六經》謂“賦體恭儉莊敬似《禮》”。

　　中國文學素由“宗經”以尊體，賦體作為較早出現的文體，謂“古詩之流”“登高能賦”，“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以六經提升自身品格，以達到尊體目的，為后世文體樹立尊體范式。

　　二、以經豐賦

　　漢賦與經學的關系，不同于漢賦與儒學的關系，考察漢賦與經學的深密關系，需要從“用”字上下功夫。據統計，在今存的280篇（含殘篇）漢賦作品中，明確引用五經文獻多達1200余條，其中用《詩》約440條、《禮》約260條、《春秋》約230條、《書》約180條、《易》約160條。賦家引用這些經典，在取辭、取義兩個方面豐富著賦體的創作。

　　漢賦引《詩》與先秦典籍及兩漢史傳、奏議、子書等引《詩》有一個明顯不同：凡是以“賦”名篇的賦作，用《詩》均將“《詩》曰”類標志隱去。“《詩》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標準。漢賦用《詩》隱去“《詩》曰”，在語用功能上表現為由斷章取義到取辭見義；在語境上表現為意境空間的重新構建，借用《詩》境，并熔鑄自己所需要的語境，從而生成一種全新意義的文本；同時，化用變四言為五言、七言（詩化）和六言（駢儷化），在句式上對《詩經》的語言形式進行革新，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學形式。賦家選擇這種語言結構，彰顯的是“言語”的淡褪和“文章”的興盛。

　　漢賦以經豐賦，甚至出現一句之中并取多經的辭與義現象。揚雄《長楊賦》“出凱弟，行簡易”，取《詩》“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與《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圍繞賦家創作主旨而兼融取辭取義；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取《書》武王言“今予惟龔行天之罰”與《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之辭，為東漢統治立統張本，意在明正朔且以為史鑒。

　　三、以賦傳經

　　“傳”是解“經”之作，賦具有“傳”體的性質，漢賦具有“以賦傳經”的特征。這從劉安《離騷傳（賦）》、王褒《四子講德論（傳）》和無名氏《神烏傅（賦）》三篇作品的稱名，即可見一斑。漢賦創作不僅直接引用經典，而且經學的經、傳思路也影響到漢賦的創作。

　　首先，漢賦家多儒生，賦作鼓吹六經。司馬相如《上林賦》“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涂”，揚雄《河東賦》“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班固《東都賦》“蓋六籍所不能談，前圣靡得言焉”，張衡《思玄賦》“御六藝之珍駕，游道德之平林”等。后漢增列經目，賦家稱引也由六經增以《論》《孝》而謂七經，如劉楨《魯都賦》“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其次，漢賦家視作賦為給經籍作序、傳。《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語“《三都》《二京》，五經鼓吹”，究其意，朱鳳墀《五經鼓吹賦》解釋為：“京二冊而都三篇，于五經之余得五。則且仿《易》之鳴豫以為則，奉《書》之依永以為型，采頌聲于《詩》什，考樂記于《禮》經……蓋其詞盡切今，論皆稽古，經以開賦之原，賦亦為經之輔。”經為賦之原典，賦可與輔助解經的序、傳等而觀之。查閱《歷代辭賦總匯》，《五經鼓吹賦》同題之作有9篇，作者分別為朱鳳墀、宋安元、保瑞、孫文川（2篇）、李宗昉、吳省蘭、張九鐔、王景模，由此可見一斑。

　　基于這樣的特征，康紹鏞便給賦定義為：“蓋賦者，《詩》之諷諫，《書》之反覆，《禮》之博奧，約而精之”（《七十家賦鈔序》）；又有稱賦是“六籍之華，九經之庫”。后世考經題賦興起，究其本源當起于漢賦本于經術，阮亨為《律賦經畬集》作序，指出“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忽之也。而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則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洵為作賦之本原耳”，賦約經旨以為六經作傳。中國經學解釋的常規思路是“以傳解經”；徐復觀認為《左傳》“以歷史之事實解釋《春秋》”，是“以史傳經”；而漢賦用經，是以集部文獻傳經，可謂“以賦傳經”。

　　四、以賦解經

　　漢賦家通經致用，辭賦本之六經，“用經”是漢賦創作的一個普遍現象。反過來，后世經解又“反用”漢賦章句，因為漢賦家去圣未遠，可以成為圣賢經典的代言人，如魏源《定庵文錄敘》所說“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徒以去圣未遠，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辭賦家所“言”能裨益于后世經解的闡釋，由“漢賦用經”到“經解用賦”，考據經文釋意，兩漢辭賦文本又成為經學稽古的重要文獻元庫。無論是唐宋人的十三經注疏，還是清儒十三經新疏，都大量引用漢賦章句，“以賦解經”。

　　后世經解“以賦解經”是對賦家“用經”作賦的一種學術反哺，是文學與經學歷史語境相契合的結果。漢賦“用經”有取辭與取義二途，而在經學的闡釋體系中“反用”漢賦，又形成義理、考據、辭章三途。經學文本與早期的文學文本（漢賦）的對話，在“用”與“反用”的過程中展開，形成義理、考據、辭章的相濟為用，在學問之途中構成理學維度、歷史維度和文學維度的交叉互滲，建構起一套中國古代學術的詮釋體系。

　　漢賦與經學互為表里，“經術之內，詞賦出焉；詞賦之內，經術存焉”，是為經、賦文本互“用”互證的依據，至此形成“以經尊賦”“以經豐賦”“以賦傳經”，以至“以賦解經”的學理路徑回環，漢賦與經學呈現出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互滲圖景。自《漢志》將賦從“六藝”中析出，之后“集部”又是從“辭賦轉繁”的建安時代脫胎而來，由此啟示我們，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在文、史互證之外，還存在經、集互證一途，亟待學界去嘗試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