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成國（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一向被視為古文運動中的分水嶺。本年，文壇領袖歐陽修借知貢舉的權力，排抑險怪艱澀的“太學體”，扭轉了科場、太學中的不良文風。北宋的古文寫作，由此轉向了平易流暢的典范風格。《宋史》卷三百十九《歐陽修傳》載：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嘉祐“太學體”的原始形態，由于代表人物劉幾的文集不傳，僅存片段，已不可詳究。關于它的淵源，則饒有爭議。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起，學界的主流認知，是將其形成追溯到石介——石介助長了慶歷“太學新體”，進而影響到嘉祐“太學體”。二者一脈相承，主要特點是褒貶政壇、橫議時事，持論偏激、內容乖謬，且文字怪僻。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論斷受到朱剛教授的質疑：“至于嘉祐‘太學體’，則未必自慶歷‘太學新體’發展而來，當然就不能指定要石介負責。”（《文學遺產》2007年第5期《“太學體”及其周邊諸問題》）他將“太學體”的產生與嘉祐年間新興的性命思潮相聯系，引發了一系列重新探討“太學體”的文章，成為近些年古文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同時也表明，“太學體”的問題尚未獲得定讞。筆者在朱文的啟發下，再對相關的文獻記載進行考古式發掘，進一步論證嘉祐“太學體”與石介無關。它應當是皇祐、至和年間科場文風的延續，或許與當時士人學習韓愈、皇甫湜等奇崛艱澀的古文一脈相關。

　　首先應當指出，將嘉祐“太學體”視為受石介影響所致，于原始文獻無征。嘉祐二年知貢舉，是歐陽修人生中一樁大事，其墓志銘、神道碑、國史傳以及《宋會要》、《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數種最基本史傳，均有述及，卻從未提及石介。其他記載本年貢舉事件的宋代文獻，也從未將二者相關聯。管見所及，明初陳桱最早將嘉祐“太學體”，追溯到慶歷六年（1046）張方平上疏乞禁的“太學新體”。《通鑒續編》卷七“（嘉祐）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條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習尚險怪奇僻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取才，專取辭藝士，……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序，悉乞考落。”雖為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是年，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仍嚴禁挾書者。凡為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奇險之辭始革矣。

　　之后，明代馮琦《經濟類編》、商輅《通鑒綱目續編》、王錫爵《歷代名臣奏疏》、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鑒》、清代傅恒《通鑒輯覽》等相繼沿襲，漸成定論。徐乾學《古文淵鑒》卷四十六選歐陽修《瀧岡阡表》，注曰：

　　按自韓愈以古文倡于唐，三百余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論卑氣弱之敝，黜天圣、景祐間太學體詭異之習，士始知通經學古，功倍于穆修柳開矣。

　　則嘉祐“太學體”與景祐“太學體”，已經淆然不分。然《通鑒續編》一書，所載往往漫無考述，甚至“出于妄托”、“挾私濫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通鑒續編》提要）。它敘述嘉祐“太學體”史源無從追溯，實不足信。

　　陳桱所引張方平章疏，上奏于仁宗慶歷六年（1046），的確針對石介“太學新體”而發。《宋會要輯稿·選舉三·科舉條制》載，慶歷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同知貢舉張方平上《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奏》，明確奏乞場屋中嚴禁石介“太學新體”：

　　及建太學，而直講石介課試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誤后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所試，賦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遂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

　　慶歷革新中，石介執掌太學，頗有影響。“太學新體”即在他的鼓動下產生，其特點亦如張方平所述：律賦的字數、句式與貢舉條例不符，對策的內容妄肆胸臆、謗議朝政。那么，張方平的章疏榜于貢院后，效果如何？是否如《通鑒續編》所言，“雖為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非也。王鞏（張方平婿）所撰《文定張公樂全先生行狀》清楚記載：

　　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學舉人妄變文體，以奇字僻語為高，以游辭長句為贍，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請行誡勵，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榜于貢院前。由是，士子知循舊格。”（《張方平集》附錄）

　　據此，至慶歷六年春貢舉，石介的“太學新體”已因張方平上疏而遭太學、場屋士人拋棄。

　　再以當時政治形勢揆之，《行狀》所言，當切情實。慶歷四年（1044）十月，隨著范仲淹集團政治革新的失敗，石介成為朝中眾矢之的。他主動要求外放，通判濮州，未及赴任，次年七月病卒。政敵夏竦等猶銜恨不已，四處散布石介詐死逃入契丹的謠言。朝廷于慶歷五年（1045）十一月和慶歷七年（1047）六月，兩次下令查核石介存亡實況，石介險遭發棺之厄。妻子兒女受其牽連，羈管他州，流亡數年。此事震驚朝野，歐陽修《重讀徂徠集》曰：“當子方病革，謗辭正騰喧。眾人皆欲殺，圣言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張方平奏疏，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出臺，力圖全面清理石介在太學的殘余影響。考慮到以上的悲慘遭遇、嚴峻的政治高壓，而太學又是朝廷意識形態的風會之地、敏感之區，“教化之淵源，所以諷勸四方而示之以表則”（呂陶《凈德集》卷四《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特別是科場禁制，關系到每位應試士人的切身利益。可以斷定，那些以及第為目標的考生，應試程文，決不會停留在石介這位負垢含辱、極富爭議人物的陰影中。石介執掌太學時催生的“太學新體”，不會持續到皇祐、至和、嘉祐年間的太學場屋中。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載: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

　　嘉祐“太學體”代表的劉幾“驟為怪驗之語”，既曰“驟為”，則此體在嘉祐二年前流行不久。與劉幾有舊的楊杰撰其墓志銘，則將劉幾之文風靡太學的時間限定為皇祐、至和間：

　　先是，皇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鏤相尚，廬陵歐陽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則力革其弊，時之道亦嘗被黜。（《無為集》卷十三《故劉之道狀元墓志銘》）

　　這樣看來，皇祐、至和間開封太學、國子監中流行的“場屋文章”，才是與嘉祐“太學體”一脈相承的。

　　根據許瑤麗的梳理，皇祐、至和年間（1049-1055），開封太學、國子監中的翹楚有鄭獬、滕甫、吳處厚等人。他們以賦著稱，詩文兼擅，作品整體上都呈現出奇險的美學追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再論嘉祐“太學體”與“古文”的關系》）。特別應予關注的是鄭獬，字毅夫，安陸人，著有《鄖溪集》二十八卷。他是皇祐五年（1053）榜的狀元，因廷試文的風格與中唐皇甫湜相似，被知制誥劉敞錄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鄖溪集》提要曰：

　　初，獬以進士較試于廷，舍人劉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嘗與敞書，亦言：“韓退之時，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獨李翶、皇甫湜、張籍耳。……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云云。觀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實源出韓門矣。

　　韓愈的古文，兼有奇崛與平易兩種風格，而相對偏重前者。韓門弟子中，皇甫湜繼承了奇崛一脈，李翱則沿襲了平易之風。鄭獬的廷試程文既被劉敞稱為“似皇甫湜”，則亦當表現出明顯的奇險艱澀風格。這種狀元文章，必然在稍后太學中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成為至和、嘉祐間應試士人模仿的對象。劉幾既在太學中，受其熏陶自在情理之中。正如許瑤麗所指出，“學韓而不得其法的舉子們，則只能走向‘太學體’的怪澀。”

　　嘉祐二年，蘇軾在及第后上書歐陽修，曰：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余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蘇軾文集》卷四十九《謝歐陽內翰書》）

　　作為本年貢舉的親歷者和最大獲益者，蘇軾將歐陽修所排抑的“太學體”，視為韓愈→皇甫湜→孫樵一系怪僻文風的延續，可謂明本清源。這似乎是對之前劉敞因鄭獬程文“似皇甫湜”而錄為狀元，隱約地表達一種不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