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述往】

　　作者：凸凹

　　嗜酸是我與生俱來的口味。幼時多饑餓，為了充饑，山里人大缸置地，把能腌漬的材料，譬如樹葉、野菜、蔓菁和胡蘿卜等，隨季節之變，適時地扔進缸里。每有斷炊的時候，從缸里撈出些許，切碎，用熱辣椒油涼拌，就是口糧了。對酸菜之嗜，跟著我到了平原，進而追上了樓宇——陽臺上總是放著一只矮甕，疑似出身的標識。

　　記得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與“大地之子”葦岸閑聊的時候，談到了我的酸菜之癖，我覺得自己顯得老土，面色赧然。葦岸嚴肅地說道：“虧你還是個書寫者，這么好的大地圣事讓你低看，這不是簡單的口味問題，而是質樸人性、自適生活的典型體現。”他的態度讓我感到親切，便跟他講了山地生活的種種。他聽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興奮，他急切地說：“你很了不起，因為你有大生活。大生活必然蘊含著大的意義，你要對得起書寫者的身份，把它們挖掘并呈現出來。為此，我向你推薦兩本書，一是梭羅的《瓦爾登湖》，一是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

　　因為葦岸的緣故，我再腌酸菜時，不僅理直氣壯，還把其視作一種莊嚴的生活儀式。

　　思葦岸，于是搬過他的三大卷日記，置于案頭。他的日記，是由馮秋子女士嘔心瀝血而編，總題為《泥土就在我身旁》。這個書名真好，不愧是思想者為思想者編文集，明暗之中總是相通的。我這是第三遍讀葦岸的日記了，因為它宏富而深刻地揭示了人與文的關系，讓我們看到，葦岸的做人與作文是一致的，他極簡主義的文字品質和書寫方式，取決于他極簡主義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文學，便不是文人之文，而是赤子之文，甚至是圣子之文。所以，他的日記雖然不是端方的結構，卻也是大著，甚至比他的“正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還要有多元、多義的內蘊與價值，便不僅是形成“互文”，更是獨立的精神宣言，理應耽讀不止。

　　在葦岸的日記里，有不少關于我的記述。

　　他在1994年6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

　　北京的一個散文作者凸凹也參加了會，他對我的散文推崇備至，他說凡是我的作品他都是要找來讀上幾遍的，他說，不要多寫，每年有幾篇足矣。且我的散文適合在《美文》發表。

　　這篇日記，既確定了我第一次與他見面的日期，也交代了我們最初的交流內容。可以證明，是“新散文運動”讓我們走在了一起。

　　那次會議是個散文創作研討會，話題的中心是“新散文”的寫作現象，由中華文學基金會和北京作家協會聯合主辦，地點在文采閣。報到時，就遇到了葦岸。他長臉長身，有異相，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葦岸敏銳地捕捉到了，他走過來，說道：“我是葦岸。”我趕緊掩飾自己的失態：“我是凸凹。”葦岸說：“凸凹我是知道的，從文字風格來看，以為是個老者，不期是個壯漢，且身材魁梧、面色白皙，還多少有點女相，堪比屠格涅夫。”我趕緊答道：“葦岸我是知道的，《大地上的事情》寫得簡潔、準確、樸質，每個字都好像是一顆思想的頭顱。”他立刻驚愕了，不知如何對答，只說了一句：“讓我們留下通信地址和電話吧。”

　　他在1994年8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同良鄉的凸凹通了電話，其中我談了對他送我的《兩個人的風景》散文的看法。細節敘述的優勝，但個別中未見一般。對于故鄉不宜用一兩篇散文表述它，而應寫一部小說。

　　在文采閣的那次散文座談會上，我送了他我的鄉土散文集《兩個人的風景》，并索要他的贈書，他說，他剛編了一本小冊子，放在樓肇明先生那里，作為“游心者筆叢”的一種，但還未出，因為書太薄了，還要趕寫一組《作家生涯》，一旦出來就送我。

　　他讀過我的贈書之后，打來電話，很真誠地說看法。電話里，他極為遲緩地低語，似乎很照拂對方的感受，便很努力地選擇適當的詞語。他建議我寫沈從文《長河》式的長篇小說。他的話催生了我的長篇小說《慢慢呻吟》。

　　在1995年6月7日的日記中，他記述道：

　　《北京文學》的會，在公主墳的城鄉貿易中心五樓會議室開。關于散文的討論會，它的目的是組稿。中年作家有肖復興、韓小蕙、高紅十、劉孝存、方旭等，青年作家有馮秋子、尹慧、杜麗、姜豐、凸凹等。

　　這篇日記雖近乎“流水賬”，卻相當重要，因為它記述的是關于“新散文”寫作里程碑式的事件。這次會議，準確地說，是“新散文”寫作的推進會，那些中年作家的出場只是助陣，目的是“逼”到場的青年作家，也就是當時“新散文”寫作的骨干作家寫出新作，以壯聲色。會后，果然有所成就，《北京文學》很快就隆重地推出了“‘新散文’作品專輯”，加固了“新散文”的符號地位和文學影響。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我拿到了他的《大地上的事情》。

　　他的贈書，使我得以系統地品鑒他的文字世界。他的書，絕不是古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所說的給人帶來“災難”的書，而是在物化世界里，能夠喂養靈魂的“拯救”之書。情動之下，我急切地給他打去電話。于是，有了葦岸1995年9月11日在日記中的記述：

　　凸凹打來電話，談了對《大地上的事情》的看法：“（這）是我中秋節最好的禮物。這兩天我什么都沒干，專看這本書。這是一本值得放在書架上的書。這本書立得住，它使散文揚眉吐氣，散文家（因此）也可以挺起胸（膛）了。”

　　延續這種意緒，我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了“新散文”寫作群體中大部分同齡人的作品，覺得“新散文”已經具有了鮮明的文體特征，有“超越”的品質，在開放、兼容和打通中，有了強勁的表達功能。興奮之下，我把自己的感受專門寫成了一篇文章。文章發表的那一天，我給葦岸打了電話，遂有了他如下兩篇日記：

　　1995年12月14日

　　下午五點，凸凹打來電話，問我是否看到了今天的《光明日報》，我說還未看。他說在《讀書與出版》版上，他的一篇隨筆發表了，叫《書讀同齡》，涉及我的《大地上的事情》。在電話中，他給我念了一下。

　　1995年12月15日

　　在學校我看到了昨天《光明日報》上凸凹的文章《書讀同齡》。同時該版刊頭為《大地上的事情》封面影印。文章中談到了伍立楊、彭程、邱華棟、韓春旭和葦岸各自的散文集。凸凹的文章行文靈動，用詞豐富。但有口吻武斷、語意不明的個人化色彩。

　　記得15日晚，葦岸給我打來電話。他基本同意我的觀點，但也指出，對個別人的論說欠準確，而且，論述的時候應該用平和的語氣、商量的口吻。我說，周氏二兄弟的文字我都是喜歡的，但我更傾向于魯迅的立場鮮明，至于知堂的平淡、沖和，我本能地推拒，因為我生于京西山地，那里遍地石頭，石頭碰石頭，只能發出直截了當的聲音。他久久無言，最后囁嚅道：“那么好吧。”

　　后來，他強烈地推薦我讀雅姆的作品。他說：“雅姆的《祈禱》《和驢子一起去樂園為他人祈禱》我不知讀了多少遍了，它們散發著一種令人欣悅的高于人性的或者說展現了人性另一種可能的清澈、寬闊、仁愛、樸拙的氣息，其所具有的正是‘土地’和‘谷物’的意義。因此，雅姆之美，正是我們這些大地道德闡釋者的寫作原則。從此，雅姆成了我知識譜系、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寫作倫理，使得裝得下萬物，裝得下萬民，裝得下陽光下所有的生命，向善與愛，自律與節制，干凈與有靈，成了我文章的底色。”

　　后來，我們的文字氣象和精神氣象有什么樣的堅守與升華，都在葦岸的日記里有細致的陳述。便可以說，葦岸日記，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大典。他之所記，也含有我等的形跡；他之所說，也是我等心中所思；他之精神所循，也正是我等的信仰所求。在“大地道德”的精神建構上，我們結伴而行。起初我們都用散文，后來經由他的一指，我又多了小說。所以，如果說他是一棵永恒之樹，那么，我們就是在他的金枝上不斷合唱的靈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