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錦枝

　　如果說唐代通過科舉制部分打通了平民晉升的通道，那么宋代的教育和選拔更加徹底。由于民眾素質的提高、信息傳播能力的增強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情懷得以在民間廣泛流傳。中國傳統的古老智慧總因人類命運和處境的相似性，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散發出光芒。

　　根據《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所記，兩宋節令、民俗、建筑、技藝和運動等相當豐富。這在近年來的不少歷史普及讀物、熱播影視作品中都有所傳遞和演繹。其實，除了市井煙火與生活風雅之外，宋代靜謐而深邃的思想圖景也值得細品。

　　宋代思想的成就，是其生活美學和意趣的源泉。英國學者蘇立文說：“宋代哲學洞見的深度與創造能力及技術改進之間完美的平衡相結合，將10世紀和11世紀造就成中國藝術史上最偉大的時代。”

　　所謂“創造能力及技術改進”，指的是宋代的科技發展與先進的制造業水平；“宋代哲學洞見的深度”則是融合先秦子學和佛、道、玄諸家發展出的新儒學形式——理學。在這一時期，科學、藝術和思想經歷了各自軌道上的轉進，有了大的創獲，共同締造出一個別具一格的時代。法國的謝和耐等學者，將其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進一步來看，宋代科學、藝術、經濟與思想之間的互相影響，具備某些近代性的特征，可以與現代社會相接榫。

　　宋人秉承《大學》格物致知的精神，對物有著廣博精深的探索和研究，涵蓋宇宙萬物。一般認為，沈括《夢溪筆談》代表當時世界科技的先進水平。宋代各類棋經棋訣、琴譜琴史、書錄畫譜及品鑒類著作遠勝于前朝，更有博物學意義上名目繁多的私人譜錄，如墨譜、香譜、酒譜、糖霜譜、石譜、茶錄、錢錄。

　　植物學上的“梅蘭竹菊”四君子，以及橘、菌、筍、海棠、荔枝等都有譜，內容涵蓋物的歷史、品類、習性和機理。僅牡丹的花譜，就有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王觀的《揚州芍藥譜》、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和陸游的《天彭牡丹譜》。這些譜錄意味著知識門類譜系的初步建立。

　　宋人對天地萬物有著極高的探究熱情。在張載的《正蒙》中，《參兩》整篇探討天文學知識；《朱子語類》記載朱子與門人討論的內容，涉及天文、地理、氣象、化石和算術等。

　　性理學著作從宇宙論開始，討論格物，進而窮究物理以至于人倫。這是他們慣常的書寫方式，也是他們思考世界的方式。一方面，源于求實的精神和對知識的渴望；另一方面，探究物理、了解世界并不只是為了物，而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最終窮究宇宙和萬物的本源以及生活的理則。

　　理學相信，一物各有一物的條理。理學家借用華嚴宗“月印萬川”的譬喻，每一個湖泊、溪流都映照著一個完整的月影，說明天地萬物有一個共同的理，各事物的條理都是共理之下一完整的分理。人性亦是合乎天理的一種理則，與其他物理同條共貫。

　　了解事物背后的機理，可以幫助人們建立整體的宇宙觀，克服對未知世界的恐懼。宋代理學認為，萬事萬物的現象世界是真實的。這既不同于漢代的讖緯災異和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也不同于隋唐佛教、道教主張的輪回說和神仙說。本質上，宋代理學的產生是先秦以后祛除宗教迷魅和迷信的又一次人文主義的覺醒，因而可視為中國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理學家不倚重算法、壬遁一類的占術，更相信理性的力量；不將迎未知的未來，而專注于現實和當下。這種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還表現在理學家不相信鬼神上。張載以氣來解釋鬼神，認為“鬼和神是一氣的回歸和屈伸”，并沒有什么神秘。

　　徐復觀由此談到中國文化的成就：“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道德的根源、人生價值的根源；不假借神話、迷信的力量，使每一個人，能在一念自覺之間，即可于現實世界中生穩根、站穩腳；并憑人類自覺之力，可以解決人類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而產生的危機。”從人的自心自性上生發力量，可謂“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按照理學的看法，天地萬物和人的道德是同一個根源，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心。人與物可以同情共感、相互感通。因而，宋學特別崇尚自然，重視自然帶來的生活啟示。

　　周敦頤常吟風弄月，不除窗前草，留一窗生生之意，說“與自家意思一般”。后學對周敦頤式浪漫欽羨無比，朱熹譽之“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風和月的自然意象也常被用來形容德性渾然天成，正所謂光風霽月。

　　萬物皆可觀理，萬物皆可愛。從根源上講，人與萬物都是天地所生。生命的本能是天機自動，也是天理的流行。人與人、人與物都是平等的。《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理學發揮這一句話，確證人人生來就有善的德性，規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根源。反過來，善的德性本根于天，神圣又莊嚴，需要人用一生來護持和堅守。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對自身善性的修養是責任，亦是權利。內在的自由，從平等衍生而來。

　　從理學開始，修養功夫真正面向每一個人，大大淡化了等級和階層。如果說唐代通過科舉制部分打通了平民晉升的通道，那么宋代的教育和選拔更加徹底，“士農工商的子弟都能讀書”。

　　宋代民間性質的書院興起不完全是應對科考，而更多是面向人的自我教育。與之相伴，宋代的民間新聞業興盛。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小報發行不僅塑造了輿論場域，而且客觀上建立了一種公共的空間。由于民眾素質的提高、信息傳播能力的增強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情懷才得以在民間廣泛流傳。

　　在宋代的風氣中，一方面是物的富庶帶來更優質的生活水準，另一方面則是思想上對由此產生的奢靡之風的反思與警惕。理學的一大啟蒙意義正在于，通過理性的行為和節制的生活，確證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人相對于萬物有著更大的使命，需經由德性的完成來實現。越是在物質豐富、商業繁榮和城市生活發達的社會，越要求充實、飽滿的內在精神世界與之對應。

　　理學并不反對個人的自然情感，但強調適度收攝個人的情感，防止陷入泛濫，這正是對個體生命和精神的救治。喜怒哀樂愛惡欲，要中節而不放縱，平衡而不偏激，發乎情止乎禮。

　　歷史與實踐一再證明，適當節制的生活，更能啟發人的自我要求。以外在世界的枯槁來激發生命的內在力量，有助于找到本真的自我，重獲精神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自我主宰，不屈服于欲望，不沉淪于情感，不偏塞于意見，獨立不懼而不隨波逐流。

　　宋代理學通過克己、收斂和敬畏的態度，力圖在自我與他人、自然與人文之間保持平衡。這對于當今世人的精神生活仍具積極的啟示意義。

　　中國傳統的古老智慧總因人類命運和處境的相似性，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散發出光芒。

　　孔子代表中國歷史上人文主義的第一次覺醒，也意味著人類“軸心時代”的總體覺醒。他的仁愛思想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是人類思想的共同財富。老子隨順自然的學說、莊子萬物與我為一的平等思想、魏晉玄學在名教與自然的討論中呈現的自由問題等，仍然切中時弊，啟迪現代生活……

　　中國傳統的思想是流動的，看似平平無奇，缺乏觀念的飛躍，卻在各個不同的時代歷久彌新。它蘊含觀念卻不持有觀念，因而不為任何觀念所拘囿。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宋明理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