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涌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最近，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作為一個伴隨著古籍整理成長的學人，感到很振奮。

　　1981年3月，我大學畢業后從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義烏文化館從事館藏四萬多冊古籍的整理編目，單身一人，面對撲滿灰塵的幾萬冊古書，孤單寂寞，開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當年9月，中央發出《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給了我很大鼓舞，讓我明白了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堅定了我一輩子從事古籍工作的決心。通過近三年的辛勞，四萬多冊古籍的編目工作完成了，我的古籍方面的知識也隨之大大提高。1984年9月，我考上了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后來又讀了四川大學的古典文獻學博士，做了北京大學的我國第一個古典文獻學博士后。1997年1月，我博士后出站后，繼續回到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長、所長，一直在從事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相關古籍整理著作曾獲國家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宋云彬古籍整理圖書獎，并有兩種著作被評選進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首屆向全國推薦的91種優秀古籍整理圖書之列。確實可以說，我從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養，古籍整理伴著我成長。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臺古籍工作的文件，對新時代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對我們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為一個從事文化遺產整理研究的學人，我想談一點自己的體會和想法。

　　系統梳理先賢留存的古籍遺產，打造中國古代典籍大型書庫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文獻典籍，浩如煙海。自先秦至民國，歷代先賢撰作了浩繁的圖書典籍，孕育了多元燦爛的中華文化。這是一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確實值得我們努力傳承和弘揚。然而面對如此巨量的文化遺產，如何找書、讀書其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編《四庫全書》，收書3462種，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圖書結集。20世紀末，國家組織編纂《續修四庫全書》，收書5213種，規模達《四庫全書》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這兩種大型總集所收載的古籍仍不足傳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幾年編纂的《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古籍書目約20萬種），由此可見，有待搜集的文獻數量仍然十分龐大。試以浙江省為例，據統計，浙江古代著述就達近2萬種之多（包括1912年前浙籍人士著作與浙江地方文獻），數量比《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的總和還多一倍多。歷代有識之士，在浙江文獻的搜集整理上，做出過不少貢獻，如清代胡鳳丹、胡宗懋父子編的《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民國張壽鏞編的《四明叢書》，劉承干編的《吳興叢書》，等等，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較多的遺漏。本世紀初，浙江大學浙江文獻集成編纂中心為主組織編纂了“浙江文獻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黃震全集》《楊簡全集》《盧文弨全集》《朱彝尊全集》《夏丏尊全集》《郁達夫全集》《徐志摩全集》《陳望道全集》等大家全集十多種，但由于涉及新編、標點、校勘等整理工作，進度較慢；浙江古籍出版社則編纂出版了“浙江文叢”183種800冊，速度較快，但系統性有所欠缺。另外浙江文獻集成編纂中心組織編纂了整理點校的《義烏叢書》。此外，還有影印的《重修金華叢書》《衢州文獻集成》《寧海叢書》《浙學未刊稿叢刊》等。這些叢書的編纂，為浙江地方文獻的編纂提供了范例。其他各省市古代著述整理的情況大抵相仿，也都或多或少推出過若干匯編性的中小型叢書。但對留存的巨大的文獻總量來說，這些匯編整理工作都還僅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獻利用不便的問題依然存在。另外，紙壽千年，紙本文獻可保存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亟須采取更徹底的可傳之久遠的解決辦法。

　　《意見》提出要“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進古籍文獻通代斷代集成性整理出版”，為古籍文獻的系統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我們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乘勢而上，乘勢而為，在摸清家底、系統梳理的基礎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過影印、建設數據庫等形式，編纂超越《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的更大規模的古代文獻叢書，打造中國古代典籍大型書庫，并上網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圖書化身百千，從圖書館走進普通百姓的家里，促進優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揚，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粹代代相傳。

　　實施文化遺產真跡回歸工程，促使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獻重返故里

　　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沿海的大門，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步一步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中國的歷史進入了最黑暗的一章。與此同時，西方各國的探險隊也紛至沓來，在搜集軍事情報的同時，肆無忌憚地掠取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特別是在陜西、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絲路沿線一帶，盜取了大量珍貴的古代文物文獻。比如，上個世紀初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以唐五代寫本為主體的敦煌文獻，總數近7萬號，但其中的絕大部分（4萬多號）卻被英、法、俄及日本等國的探險家劫掠而去。又如19世紀末以來在新疆吐魯番地區晉唐古墓葬群中所發現的寫本文獻，總數達5萬號左右，20世紀初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北宋至北元時期寫本、刻本文獻，總數約2萬多號，多數也被英、德、俄、日等國的探險家所攫取。如此等等，大批我國珍貴的古代文獻被國外的公私藏書機構所收藏，而留在國內的，乃劫余之物，多為殘卷斷片，誠如陳寅恪所說，“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于異國，即秘藏于私家”，乃“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敦煌劫馀錄》序）。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國學的全面復蘇，推動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獻陸續影印出版。以敦煌寫本為例，隨著《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獻）《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經》等大型出版物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獻絕大部分已公之于世。這些大型圖書的出版，為各國學人查閱敦煌文獻提供了條件。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館藏流水號影印出版的，沒有分類，編排雜亂，讀者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圖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筆所作的各種符號，在黑白影印的圖版中字跡暗淡，甚至蹤跡全無，從而對讀者深入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有鑒于此，最近二三十年來，學術界持續呼吁敦煌文獻文物的回歸，但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尚難實現。其他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獻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意見》提出要“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加快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進古籍重大項目”。建議國家古籍辦會同有關部門，分門別類，在做好調研和前期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分批爭取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代文獻彩色照片的回歸并授權分類出版，促成其事實上的“回歸”。

　　發掘古代文獻中最優秀的文化基因，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中國人遍及全球，中華學子譽滿天下，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會有迷失的時候。如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如何“實現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蝕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決“我是誰？我來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先賢著作中去尋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離不開精神的支撐。然而中華傳統文化浩如煙海，各類經典汗牛充棟，這里有一個讀什么、怎么讀的問題。《意見》提出要注重“古籍保護傳承和轉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傳播”，都非常重要。我們有必要編纂一系列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普及讀物（比如，浙江有關部門正謀劃編纂每個縣的人文讀本，把每個縣各自歷代先賢著作中最優秀的作品匯為一編；然后在此基礎上匯編每個地區的人文讀本，最后編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讀本》），發掘提煉中華優秀歷史文化中最精華、最經典的部分，讓它們從歷史文化經典、史乘、文集、筆記、家訓中走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間，接地氣，揚正氣，激發每一個炎黃子孫，尤其是青少年愛家、愛家鄉、愛祖國的熱情，從而真正實現《意見》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總之，我們應該認真梳理先賢留存的文化遺產，深入發掘古代歷史文化中蘊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陳出新，推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與“思想能源”。

　　健全古籍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古籍學科專業的建設

　　現在國家層面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但很多省市卻沒有相應的機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方面的組織協調工作。《意見》提出要“加強古籍工作體制建設”“各地要結合實際完善古籍工作體制機制，加強省級古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這項工作非常重要。只有健全省級古籍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省級古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國家對古籍工作的重視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另外，古典文獻學學科是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專業，但國家的學科目錄中卻把古典文獻學依附于圖書情報學之下，后者由圖書情報學為主導，跟古籍整理工作性質不同，研究內容差別很大。各級政府部門項目評審、評獎也都沒有專門的文獻學門類，申報或評審時只能附屬于圖書情報學或歷史、文學或語言專業，似乎有一種到處不著邊的感覺，嚴重挫傷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意見》提出要“推進古籍學科專業建設”，極其重要。希望能推動有關部門設立獨立的古籍整理一級學科，或者把古典文獻學從圖書情報學獨立出來，這樣對人才培養和提升古籍學科專業的地位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