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從“寫盡蒼生——20世紀廣東美術家人物寫生個案研究展”獲悉，廣東美術館對館藏多年未曾展出過的數百件珍貴手稿進行梳理和展示，較為系統地呈現了三位廣東美術大家——黃少強、符羅飛、楊之光的人物寫生作品。展覽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國美術館青年策展人扶持計劃入選項目，王紹強擔任總策劃。展期至4月6日。美術大家“寫生視角”下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李巧蓉 供圖/主辦方

　　從三個寫生片段 管窺20世紀廣東美術發展軌跡

　　關于“寫生”，策展人呂子華介紹說：“寫生，作為一種觀察和記錄生活的方式，它非常直觀地反映了藝術家眼中的人、事、物，每一次的注視都體現了一種觀看角度，引用約翰·伯格的話，即‘注視是一種選擇行為’，人的觀看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選擇看到了什么，其實都在審度物我之間的關系，將對象置于與它相關的事物鏈之中，構成我們之所見。寫生，透露了藝術家如何構建他們眼中的現實，我們也嘗試著從中探析是什么影響了他們的‘觀看’。”

　　把20世紀廣東美術家的人物寫生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透露，“這是廣東美術館首次對這三位藝術家進行對比研究和展示，從三個‘寫生’的片段管窺20世紀廣東美術的發展軌跡，以‘寫生’作為切入點，展現了三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時代對‘寫生’的不同訴求，體現了藝術家觀照社會、生活的角度和立場，及其筆下所構建的‘現實’世界，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時代廣東美術家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

　　黃少強：以寫生探索中國畫的革新之路

　　作為嶺南畫派的入室弟子，黃少強深受“新國畫”思想的影響,作為當中少有的人物畫家，在其短短的一生當中創作了極其豐富的人物圖譜，尤其在他的周游時期。

　　據悉，黃少強1919年師從高奇峰習畫，在其師的鼓勵下多次外出郊游寫生。黃少強在自傳中稱1929年和1932年~1935年為“周游時期”，這段時間的觀察和寫生的積累使黃少強能夠迅速抓住人物動態神情的特點。

　　策展人呂子華表示，黃少強在他的周游時期畫下的民生百態十分生動，而這段時期的寫生畫很大程度上使黃少強的作畫風格更趨于線條化,舍棄了多重的渲染效果，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面貌,而“到民間去，百折不回”的宗旨始終指導著黃少強一生及其后人的創作。“嶺南畫派宗師高劍父在多次演講中強調，復興中國畫首先要從人物畫入手，人物畫最能代表時代，讓所有人一看就能明白接受，這方面在黃少強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符羅飛：把寫生當作革命藝術的有力武器

　　符羅飛一生充滿傳奇，出生于漁民家庭，曾漂泊日本、意大利等地打工和求學。策展人呂子華表示，現存符羅飛留學期間的作品并不多，他最為人熟知的是1938年回國以后至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繪制的大量針砭時弊的速寫，而將前后兩個時期的作品進行比對則發現，盡管畫法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相通的是符羅飛從“那不勒斯畫派”繼承了對現實的關懷。

　　符羅飛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毅然選擇從意大利回國。1946年湖南發生災情，符羅飛與妻子入湘寫生。當時繪畫的條件艱巨，往往隨手拿起包裝紙、草紙、信封就畫。據藝術家所說，要畫某一形象，必須注意避開直觀對象，只能從側面快筆急就。因此，符羅飛的寫生大多是十幾或幾十分鐘之內完成的。

　　在20世紀40年代符羅飛舉辦過多次抗戰救災展覽，在他的筆下有近乎嘶吼的強烈情緒，這時期的寫生猶如革命時期快速、有力的武器。新中國成立后，符羅飛仍然把目光聚焦于百姓，善于捕捉各種勞動及大型場景，畫中的人物依然生動，而色彩也變得溫潤起來。

　　楊之光：變寫生為生活與創作的紐帶

　　新中國成立以后，迫切需要有寫實能力的藝術家來為中國畫注入新的生命。楊之光早期的創作便是在這期間中國畫改造的洪流中產生的。

　　據策展人呂子華介紹，楊之光1950年進入中央美術學院，跟隨徐悲鴻、葉淺予、董希文等老師學習繪畫，接受嚴格的造型基礎訓練，讓他擁有了非凡的寫生能力。在創作大型題材《紅日照征途》時,藝術家繪制了大量關于植物、場景、服飾、手勢、人像等素材，并且堅持田野式寫生，追求塑造人物真實、氛圍真實、細節真實的場面和事件，在六易其稿的過程中,積累了超過300多張的寫生作品。

　　此外，楊之光1958年在周磯農場時的大量速寫以及為創作《雪夜送飯》準備的初稿也有展示。《礦山新兵》沿用了類似的創作方式，楊之光將寫生的技法發揮到自由的境界，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他的精神。“我們希望在楊之光這一部分更多地還原一幅杰作的創作過程,而非僅僅是作品本身，因為當我們凝視一幅原作的時候，也許會難以想象藝術家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而當我們能夠為每一張手稿駐足并給予足夠的凝視時，也許新的體悟便會由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