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熱議網絡暴力造成“社會性死亡”——

　　避免“人人自危”，尚需系統法律規制

　　本報記者 盧越

　　“受害者因網絡暴力被宣告‘社會性死亡’，甚至極端事件，令人痛心。”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建湖縣天和生態農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魯曼，談及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網絡暴力事件時如是說。

　　網絡空間里，“按鍵”傷人何時休？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將關注視線放在遏制網絡暴力的話題上。

　　“社死”對當事人是“天大的事”

　　“‘社會性死亡’對當事人來說是‘天大的事情’。”2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在最高檢新聞發布會上說。當天，最高檢發布指導性案例，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入選。

　　這一案件曾引發社會強烈關注，也再次引發代表委員熱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施暴，但在網絡上卻可能成為施暴者。”魯曼代表說，“在網絡暴力中，受害者通常無法逃避他們遭受的辱罵和騷擾，一些影響甚至比傳統暴力行為表現得更強烈。”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人均每周上網28.5小時。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開展的“青少年網絡安全研究”調查數據顯示，17.4%的青少年在上網過程中遭受過網絡暴力。

　　“目前，網絡空間中存在著形式多樣的網絡暴力，侵犯了網民的名譽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嚴重影響著社會秩序和安全，尤其是影響著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黨委書記王學坤說。全國勞動模范、國網浙江諸暨市供電公司何貝談到，甚至有網民惡意抹黑勞模創新成果，影響社會對創新創造的正面評價。

　　全國人大代表、航空工業陜飛部件廠鉚裝鉗工趙平今年帶來《關于預防網絡軟暴力造成人身傷害的建議》。“不管是‘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還是‘祖孫照被造謠老夫少妻案’，被造謠誹謗的對象跟被告人根本不認識。”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受到這樣的侵害。如果人人自危，安全感就降低了。”

　　網絡暴力尚無系統的法律規制

　　王學坤委員調研發現，部分媒體和網絡平臺的社會責任感不強，一些媒體和平臺為了流量利益而追求“眼球效應”，發表不實報道或者片面報道，網絡平臺的審查不嚴格，這些都為網絡暴力推波助瀾。

　　王學坤委員今年帶來《關于專門制定反網絡暴力法的提案》，建議采取專門化、體系化的集中立法來應對網絡暴力。

　　這也是魯曼代表今年的建議。她認為，要通過專項立法進一步明確網絡暴力違法行為的民事責任、治安處罰及刑事責任，并提高全社會反網絡暴力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觀念。

　　2013年，兩高發布《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回應相關情況，明確了入罪標準。我國民法典、刑法、網絡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對網絡暴力做出了相關規定。但有代表委員認為，這些規定還比較零散，不成系統，不同法律的法條之間也缺乏協調銜接，難以應對復雜的網絡暴力問題。

　　“目前網絡暴力并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律協副會長周世虹介紹，“但這并不意味著網絡暴力是不受法律制裁的。如果施暴者在實施網絡暴力的過程中其手段構成了違法，比如侮辱、誹謗、尋釁滋事等，那么依然可以將網絡暴力分解成其他的違法現象和違法行為，對施暴者予以懲處。”

　　周世虹委員認為，短期內制定并出臺一部網絡暴力法不太現實，但可以制定相關條例，或者在其他法律修改的時候，加上與網絡暴力有關的內容。

　　典型個案彰顯司法機關懲治違法的決心

　　在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科技大學副校長魏世忠看來，針對網絡暴力，在具體實踐中存在違法成本低、執法和維權難度較大的問題。他建議，通過完善法律制度強化互聯網平臺責任，將嚴重危害社會的網絡暴力行為納入公訴案件范圍。

　　當前在互聯網背景下，情節嚴重或者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誹謗案件有大量證據存在網絡上，依靠公民個人力量取證維權十分困難。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也提到，公訴能更有效地懲治具有嚴重危害性的網絡誹謗行為。他談及“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表示，該案在公訴環節，整個取證過程持續了將近一個月，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盤76張，“司法機關依職權取證，才能有力有效保護被害人權利，也可以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成本”。

　　“網絡信息的傳播離不開網絡平臺，因此要先從規制網絡平臺入手，應在法律中明確平臺的事先審查責任。”魯曼代表說。

　　周世虹委員認為，網絡暴力也暴露出當前對網絡平臺監管的不足。盡管目前我國刑法、民法、行政法中都有關于網絡監管的內容，但是缺乏操作性、針對性以及時效性。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也持相同觀點。“有關部門要加大打擊力度，能立案的公安部門要盡量立案。要做到平臺管客戶，政府管平臺。”他說。

　　“杭州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發生后，各地檢察院陸續對一些網絡誹謗案件直接提起公訴。在賈宇代表看來，這是向全社會宣示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也彰顯了司法機關加強互聯網法治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