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提高民眾生育意愿

　　專家認為應逐漸改變適齡主體婚育觀家庭觀

　　□ 本報記者　　趙晨熙

　　“假設政府每個月給生二孩/三孩補貼1000元（自出生后至3歲），你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

　　近日，《浙江省3歲以下嬰幼兒養育成本調查問卷》中的這一問題引發關注。問卷顯示，此次調查是為深入了解3歲以下嬰幼兒養育成本，為政府制定相關生育政策提供支撐。

　　除浙江省衛健委外，海南省衛健委也在近期進行了生育政策調查問卷，其中同樣涉及政府生育補貼等問題。對此，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陸杰華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從各地釋放的信號和一些舉措來看，當前多地政府已在著手制定生育優化政策來應對生育率下降問題。

　　不過，陸杰華認為，除了生育補貼等“治標”措施外，更重要的是要逐步改變年輕人的婚育觀念，強化家庭責任和理念。

　　多因素導致生育率下降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凈增長48萬，自然增長率0.34‰，人口出生率為7.52‰。而2020年的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全國人口凈增長為204萬。

　　出生人口下降會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陸杰華舉例稱，對經濟而言，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活力和動力；老齡化日益嚴重則會帶來老人撫養難等諸多問題。

　　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煜華指出，人口增長率過低還可能帶來很多間接影響，比如少子高齡化的人口結構會直接影響房地產市場發展；備受關注的教育減負問題也與出生率過低有關，由于很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因此會對孩子抱有更高期望，進而不斷加大教育投入，頻繁補課，增加學生和家長負擔。

　　“近年來，我國人口發展面臨轉折性變化，總人口增長勢頭明顯減弱，出生人口持續走低。”在國家衛生健康委2022年首場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指出，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首先是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十三五”時期20至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473萬，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輕人婚育觀念的變化。當前，“90后”“00后”作為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育齡女子生育意愿也持續走低。

　　此外，住房、教育、就業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也增加了年輕人的生育顧慮。

　　為應對生育率降低等問題，國家相繼推行了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進一步下滑，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不過，楊金瑞表示，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實施時間還不長，短期內很難顯現明顯效果。

　　陸杰華認為，僅靠單純的三孩政策促進生育率大幅回升不太現實，還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

　　多地出臺鼓勵生育政策

　　在介紹各地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積極出臺支持措施時，楊金瑞介紹，目前全國已有25個省份完成人口與計生條例修訂，部分省份已制定實施方案，增加普惠托育服務發展、計劃生育家庭權益保障等條款。

　　事實上，浙江省衛健委調查問卷中提及的政府補貼，有些地方已經付諸實踐，用“真金白銀”解決孩子的“奶粉錢”。

　　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了《關于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其中規定對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這也是全國首個發放育兒補貼金的城市。

　　除給予育兒補貼外，還有多個地方在“住有所居”方面出臺了相應的生育優惠政策。

　　比如，甘肅省臨澤縣對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規定在縣城購買房子給予4萬元補貼，在各中心集鎮購買商品房給予3萬元補貼；江蘇省海安市發布的購房支持政策中規定，海安市常住居民，子女未滿18周歲的二孩、三孩家庭，購房時在市場價格基礎上二孩家庭給予200元/平方米、三孩家庭給予400元/平方米的優惠；北京則成為全國首個在公租房分配上出臺生育優惠政策的城市，北京市朝陽區在去年9月發布規定，多孩家庭無須經過意向登記、搖號排序等環節，可優先獲配公租房。

　　陸杰華認為，不論是生育補貼還是購房優惠，這些優惠政策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提高民眾生育意愿起到促進作用。在各地充分實踐基礎上，如果確有積極效果，未來也可考慮綜合各地經驗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

　　孫煜華建議，可考慮把地方生育優化政策、效果等納入政府政績考核中，以此來促使政府更加重視，給予更多投入。

　　提高生育率須標本兼治

　　目前各省份新修訂的計生條例大多把延長產假作為一項重要措施，但在陸杰華看來，鼓勵生育應考慮的重中之重是生育對女性職業規劃的影響，要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妥善解決育齡婦女后顧之憂。

　　“能否在產假期間保障收入，能否在產假后順利返回原崗位，未育女性在入職前是否能不受歧視，這些都是職場女性生育面臨的最直接問題。”勞動合同法中規定在合同期未滿情況下，用人單位不能以女職工懷孕、產假和哺乳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孫煜華認為企業除了要嚴格守法外，國家也應明確育兒分擔機制，生育成本要由國家、企業和家庭共同分擔。

　　“在提高生育率問題上，不能只關注二孩、三孩，要意識到一孩才是生育金字塔的基礎。只有讓家庭順利生出、撫養第一個孩子，才能調動他們生育二孩、三孩的積極性，從而遏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下滑的態勢。”在陸杰華看來，提高生育意愿須“標本兼治”，除了生育補貼、職業保障這樣“治標”的方法，還要“治本”——逐漸改變適婚適育主體的婚戀觀、生育觀和家庭觀，營造良好的生育文化環境。

　　孫煜華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國家要不斷強化家庭建設，弘揚“家”文化。當前受多種因素影響，很多年輕人過于強調個人主義，應在宣傳方面更多強調家庭價值，鼓勵承擔家庭責任，逐步轉變觀念。

　　記者注意到，新型婚育文化建設也出現在近日公布的《中國計劃生育協會2022年工作要點》中，其中提出，要以“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破除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為重點，加強對青年婚戀觀、家庭觀引導，重塑多子女家庭養育文化，淡化教育焦慮，弘揚“孝”“和”家庭價值觀，推動構建積極正向的新型婚育文化。

　　在孫煜華看來，除了弘揚家庭文化，還可以通過一些制度調整來強化家庭理念。比如，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探索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納稅。目前個稅制度對于那些夫妻雙方僅有一人工作的家庭而言并不十分公平，雖然個稅專項附加扣除中涉及子女教育，但仍比較基礎，如果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納稅，稅制更為合理，也能增加一些適齡女性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