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名單中，席澤宗是為數極少的科學技術史院士。在82年的人生歷程中，他留下了等身著作。他曾牢記老師葉企孫的一句話：“寫文章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一篇文章30年以后還站得住，才算過得硬。”

　　2021年10月，在席澤宗離開后的第13年，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陳久金主編的《席澤宗文集》（共六卷），文集記錄了席澤宗一生中最輝煌的科研成就和最曲折的人生旅程。不久前，文集出版座談會在席澤宗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召開。座談會上，席澤宗波折而堅韌的人生在人們的記憶中閃耀……

　　命運與掙扎

　　“這本書是32開本，也不厚，竟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1927年6月9日，山西省垣曲縣城一個席姓家庭迎來了第十個孩子。在此之前，家里的九個孩子都夭折了。順延著以“宗”字為男孩取名的習慣，他們給這個孩子取名席澤宗。

　　作為家里的獨子，席澤宗出生后的十年，是安逸平靜的十年。在私塾里學會了國文和算術，每天晚飯過后他就幫著父親席文濬對賬。他一邊念，父親一邊拿著紅筆在賬上畫圈。直到1941年1月，父親的離世讓14歲的席澤宗早早地接過了管家的重任，往日的安逸和平靜也因日本空降部隊的到來而終結。

　　1941年5月30日，端午節，席澤宗被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從家中押走去做民夫，因為走在最后一個，他半路溜進麥田逃回住處。喜出望外的席母忍痛將他送離淪陷區。在口述自傳中，席澤宗說：“這次被抓民夫是改變我命運的關鍵。如果沒有這件事發生，我就可能長期在垣曲縣過我的地主生活了。”

　　離家的席澤宗來到抗日大后方學習和生活，就讀于遷到蘭州的西北師范學院附中。那是個讀書氛圍濃厚的學校，學生們除了做好功課外，還競讀各種課外書籍。“最讓我感興趣的一本書，是張鈺哲的《宇宙叢談》。這本書是32開本，也不厚，竟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在它的影響下，我找了更多的天文學書籍來讀……打算高中畢業后學習天文學。”席澤宗在口述自傳這樣說。

　　1947年，高中畢業后的席澤宗不顧家族成員反對，考入中山大學天文系。在那里，他接受了專業的天文學訓練。沒有經濟來源，他就靠著勤工儉學和撰寫科普文章掙稿費。1950年夏天，受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委托，席澤宗開始撰寫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恒星》。這本書在195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約5萬字，行銷3000余冊。

　　抉擇與成名

　　“對于這些反響和評價，我起初都沒有預料到”

　　從天文學系畢業后的席澤宗未曾想到，自己并未研究天文物理，而是去研究了天文學史。那是一段既偶然又必然的經歷。

　　1953年，中科院派遣代表團到蘇聯訪問，當時莫斯科大學史登堡天文學研究所教授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希望中科院幫助調查有關中國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資料。之后，他請蘇聯科學院天文學史委員會主席庫里考夫斯基給中科院寫信再次提出了這一希望。主管編譯局的中科院時任副院長竺可楨收到了信，但由于事務太忙無法親自做。他把這項工作交給了畢業后就被分配到編譯局工作、有著天文學研究背景的年輕人席澤宗。

　　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席澤宗閱讀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等相關科學史典籍，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向竺可楨請教。在研究的過程中，剛成立不久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計劃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成立自然科學史組。于是，席澤宗遇到了科研生涯的“十字路口”：是去自然科學史組研究天文學史，還是做天體物理研究？席澤宗回憶，當時，張鈺哲又一次對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張鈺哲告訴席澤宗：“一個人只要選定一個專業努力去干，日后終會有成就。盡管天體物理重要，但天文學界不能人人都去研究它。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人研究天文學的各個分支，并且都要做出成績。”

　　1955年12月，走上天文學史研究道路的席澤宗在《天文學報》上發表了論文《古新星新表》。蘇聯和美國天文學界很快將其譯為俄文和英文。1965年，他又和同事薄樹人合作發表了《古新星新表》的補充修訂表。

　　兩份星表系統整理了自公元前14世紀至1700年古文獻中的相關記錄，成為20世紀下半葉研究宇宙射電源、脈沖星、中子星、γ射線源和X射線源的重要參考文獻。很多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利用兩份星表尋找射線源與星云的對應關系，研究恒星演化的過程和機制。其中尤以1054年超新星記錄研究與蟹狀星云的對應關系最為突出，中國歷史記錄為恒星通過超新星爆發最終走向死亡找到了實證。

　　“對于這些反響和評價，我起初都沒有預料到。”席澤宗在口述自傳中說。從此，在國際天文學界，“席澤宗”三個字便與超新星聯系在一起。

　　浴火與重生

　　“由于不顧上級的命令，仍然搞業務，我受到猛烈的批評”

　　1957年元旦，中科院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后來發展成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科學史所），這是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史研究機構。席澤宗是最早在編的8位開創者之一。但此后，受政治運動影響，科研工作舉步維艱。

　　在口述自傳中，席澤宗提到，“由于不顧上級的命令，仍然搞業務，我受到猛烈的批評。”可即便被批評，他依然保持著對天文學史研究的熱愛，并做出了耀眼的成果。

　　1963年，席澤宗依靠嚴密的邏輯推理，否定了“王錫闡是世界上首次預先推算金星凌日之人”的“定論”，推翻了原本屬于中國的“世界第一”。1964年，他發表《宇宙論的現狀》，成為國內第一篇評價西方當代宇宙學的文章。1966年，他證認出敦煌卷子S3326全圖共有1359顆星，而敦煌卷子S3326被視為世界上現存最古老而且星數最多的星圖。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他立刻開始了對帛書中《五星占》的考釋和研究，不久又發表了對帛書中彗星圖的研究，這些成果至今仍是研究馬王堆帛書中天文學史料的必讀文獻。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繼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史事業開始蓬勃發展，席澤宗的事業也終于回到正軌并步入黃金時期。

　　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后，他和眾多同仁倡議，將科學史所劃歸中科院。從1978年起，席澤宗擔任科學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籌建了該所的近現代史研究室。1983年至1988年，席澤宗擔任科學史所所長。這段時間肩負行政職責的席澤宗仍然勤奮地做研究，撰寫了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其中，1981年，他通過推理和實驗，證明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天文學家甘德就發現了木衛，比伽利略早近2000年，這一研究也成為我國最早開展的實驗天文史學研究。

　　1984年，席澤宗成為中國天文學史專業第一個博士生導師。到1991年，席澤宗的學術活動已經進行了整整40年，這一年他當選中科院院士。他的開門弟子、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江曉原為他帶去了一份別出心裁的祝賀“禮物”——他的研究生鈕衛星。

　　2004年秋天，成為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的鈕衛星收下了開門弟子李輝。3年后，席澤宗、江曉原、鈕衛星、李輝“四代人”拍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席澤宗在口述自傳中說：“他（江曉原）已成為國內天文學史領域的著名學者，并擔任博士生導師多年了。而且，他指導的博士生鈕衛星也帶碩士研究生了。”

　　晚年與堅守

　　“我還有一個遺憾”

　　直至晚年，席澤宗一直在堅持研究工作。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他不僅總領天文學專題，還在組織、引領整個團隊的多學科合作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席澤宗帶領團隊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取得了諸多天文學成果：通過“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根據“歲鼎克昏”確定武王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通過五次月食確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800余年。

　　同時，他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否定了“三焰食日”的記錄為日食，澄清“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個時間段。這一否定使中國擲掉了“最早的日食記錄、最早的日珥記錄、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見記錄”三項“世界冠軍”，也有力地回擊了國際上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的污蔑。

　　在席澤宗的口述自傳中，他將自己的成果簡單地歸結為九項：研究歷史上的新星和超新星，考證甘德發現木衛，鉆研王錫闡的天文工作，考訂敦煌卷子和馬王堆帛書，撰寫科學思想史，晚年承擔三個國家級的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清史·天文歷法志》和《中華大典》自然科學類典籍的編撰出版。

　　2007年8月17日，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準，獲得國際永久編號的第8547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席澤宗星”。

　　走到人生終點前，席澤宗說自己“還有一個遺憾”——沒能撰寫一本英文的中國天文學史專著。“由于視力不好，我只能借助放大鏡，為了應付個差事，撰寫個短篇文章；要干大事，撰寫長篇書稿，已經不行了！”

　　席澤宗2008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在他離開后的第13年，《席澤宗文集》（共六卷）正式出版。在出版座談會上，手邊放著六卷墨綠色的文集，席澤宗的女兒席紅感慨：“至今整整十三年，十分想念。”

　　她緩緩念出遠在國外的哥哥席云平為父親寫的詩：“書山有路覓天精，史海無涯欲理清。混沌初開科技史，谷峰一路盡心傾。敦煌馬王思殘卷，木衛新星考浩經。斷代夏商論宇宙，化為天上一顆星。”

　　《中國科學報》 (記者 倪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