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銳（中國市場學會理事、廣東技術師范大學經濟學教授）

　　近日，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最新統(tǒng)計數據顯示，去年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1.5%，2021年全年CPI同比上漲0.9%。在全球主要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普遍面臨高通脹上行壓力的前提下，國內通脹卻保持低位運行，這一結果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并不具備物價大幅上漲的基礎這一客觀判斷。

　　貨幣政策往往是影響物價的核心要件。按照貨幣主義學派創(chuàng)始人、經濟學諾獎得主弗里德曼的說法，遏制通貨膨脹首先必須擰緊貨幣“水龍頭”，這句話倒過來就是貨幣超發(fā)與流動性泛濫是通貨膨脹的重要基礎。在國內，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央行也始終堅持合理適度、不搞“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總基調，從而基本穩(wěn)定住了國內流動性增量，沒有出現其他國家貨幣泛濫之勢，也就消除了通貨膨脹繁衍與爆發(fā)的政策土壤。

　　當然，貨幣必須滿足實體經濟對流動性的正常需求。對此，央行秉持“穩(wěn)”字當頭的貨幣政策立場，在此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投放流動性，保持了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另一方面，央行開發(fā)與實施了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使得流動性供給與實體經濟需求形成有效匹配。基礎貨幣在流動過程中能夠很好地被實體經濟所吸收，等同于增量貨幣更多地沉淀在了生產環(huán)節(jié)而不是消費環(huán)節(jié)，更多地被用于價值創(chuàng)造而不是價格炒作，從而使得通脹風險被提前抑制與屏蔽。

　　其實觀察去年全年價格走勢不難發(fā)現，PPI（生產者出廠價格）漲速與漲幅均明顯快于和大于CPI漲速與漲幅，PPI與CPI之間的“剪刀差”也越來越大，這種情況說明，PPI的上漲并沒有在需求端形成共振。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去年全年衣著、耐用消費品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的持續(xù)回調，且這種趨勢估計很難逆轉；另一方面，在CPI構成中，豬肉價格往往占有很大權重，而去年豬肉價格大跌，同時全國肥豬出欄量穩(wěn)定在6.9億頭以上，對應國人一年消費5至6億頭豬的常態(tài)，供大于求會對豬肉價格形成長期壓制，由此抑制CPI上漲。

　　的確，美聯儲無限制量化寬松是通脹全球化的重要根源，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背景下我國存在輸入性通脹的風險，但一方面政策始終保持著對煤炭等重點產品的強力干預，使國內大宗商品價格漲幅明顯收斂；另一方面人民幣去年兌美元升值，而且美元全年也不降反升，兩種貨幣的同向力對通脹上升力度稀釋不少，也削弱了輸入性通脹對國內通脹造成的壓力。今年，國內經濟穩(wěn)步增長所形成的內生驅動力也決定了未來人民幣下降幅度非常有限，來自匯率渠道的輸入性通脹風險將得到進一步屏蔽；不僅如此，匯率的穩(wěn)定必然對國內市場人民幣的購買力形成正面投射，一定程度上對貨幣價值起到維護與輸氧功效，進而對物價穩(wěn)定構成實質性支撐。

　　還需注意的是，我國自2015年實施的通脹目標制度較好地錨定了通脹預期，過去六年年度通脹率都落入目標值附近，今年CPI增幅仍然距離政策約束目標相當遙遠。按照盧卡斯創(chuàng)建的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公眾從過去通脹趨勢外推的通脹預期將會提高未來的通脹。反過來說，長期低通脹趨勢可以淡化民眾預期物價上漲的心理壓力，支持其更加合理地安排消費支出，避免因情緒化而產生的需求拉上式通脹風險。國內的低通脹正好與此契合。

　　最后，產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削弱了物價大幅上漲的客觀基礎。物價漲幅根本上取決于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相對變化，持續(xù)多年的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實現了工業(yè)部門無效產能的較好出清，同時推動了國內工業(yè)供給與需求的再平衡；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正轉向高質量發(fā)展，潛在經濟增速遠快于主要發(fā)達經濟體，總供給將持續(xù)保持充分，從而為物價穩(wěn)定打下堅實基礎。另外，大數據、工業(y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從廣度與深度上向制造業(yè)滲透，企業(yè)對市場的響應更為靈敏，推動產品結構優(yōu)化，使供給側能夠更好地釋放出培養(yǎng)與刺激消費的動能；同時，不斷升級的消費也能對企業(yè)形成引導，供給側的柔性制造也能更好地滿足個性化需求。最終，供給與需求實現了精準匹配與有效對接，在供不應求背景下，物價大幅上漲趨勢自然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