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興德（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

　　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是黨和國家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兩個大局”實施的關鍵舉措。近年來，在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方面，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高校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從長遠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新”，還應當著意于研究型大學轉型升級發展下的“模式”創新，新型研究型大學應成為大多數“雙一流”建設高校順應新時代、承擔新使命、實現新發展的共同追求。

　　“三大特征”凸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時代價值

　　回應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新情境”。自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以來，我國研究型大學政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全國教育大會以“九個堅持”確立新時期教育發展基本原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為大學治理現代化提供新方向等。面對新環境、新需求、新任務，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是對我國高等教育頂層設計的有效落實，是我國高等教育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性舉措，是我國新一輪“雙一流”建設的應然要求。

　　凸顯研究型大學“新使命”。在科學研究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進一步深化基礎研究，同時要進一步聚焦量子信息、網絡通信、人工智能等重大創新領域和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發揮關鍵性作用。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學要為我國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智力支撐，為國家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關鍵領域從“0”到“1”的歷史性突破作出貢獻。在人才培養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要以超常規方式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國際頂尖科技人才。在辦學體制與辦學模式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要以投入主體多元化、管理制度現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用人機制靈活化為抓手，發揮高等教育“試驗田”功能。可見，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僅是對我國重點大學、重點學科等高等教育重點建設的繼承與超越，更意味著“雙一流”建設的提質增效、賦權賦能，是促進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關鍵一招。

　　契合世界研究型大學轉型“新趨勢”。柏林洪堡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的崛起反映了大學從確立“研究”功能到主動“為社會服務”、開展“創新創業教育”的歷史躍遷。新科技革命下，各國研究型大學正經歷深刻變革，新型研究型大學面貌雖然尚未完全顯現，但輪廓已然清晰。在較長時間里，作為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后來者”，“仰視”和“引進”成為中國研究型大學的突出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不僅實現了從“精英化”到“普及化”的過渡，而且在部分領域已經實現了從“跟跑”“并跑”向“領跑”的跨越。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真正崛起，大學發展模式的成熟與創新是重要標志。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僅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性突破，同時也是力求通過研究型大學的“中國模式”為世界高等教育貢獻“中國經驗”。

　　“三I原則”擘畫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藍圖

　　當前，對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怎樣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學界尚未取得共識。在此，不妨以三個首字母為“I”的英文單詞Innovation（創新）、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Interdisciplinarity（學科交叉）來闡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三I”原則。該原則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而且讓我們明確了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的重點和方向。

　　創新——進一步推動研究型大學科技創新。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強調，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主要靠創新，核心是科技創新，研究型大學在其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當前，要進一步貫徹落實“雙一流”建設方案，努力將我國研究型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銳力量，作出戰略性安排，盡早取得突破，力爭實現我國整體科技水平從跟跑向并行、領跑的戰略性轉變，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領跑者，在新興前沿交叉領域成為開拓者，創造更多競爭優勢。

　　國際化——進一步深化研究型大學國際化。在后疫情時代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我國大學國際化水平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只有不斷加強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交流，不斷吸收國際高等教育優質資源、學習借鑒世界著名大學辦學治校育人的成功經驗，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達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最先進狀態。另一方面，提高大學的國際化水平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國大學的國際地位、擴大國際影響，發揮我國大學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知識引領和人才支撐作用。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還需要我們把國際化融入到大學教學、科研和服務的各項工作中，把國際化看作大學發展的起點和歸宿，更加重視大學國際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設。

　　學科交叉——進一步實現研究型大學學科交叉。20世紀以來，現代科學技術的重大發現與發明大多是學科交叉的成果，科學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長點和新學科的產生往往是不同學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滲透的結果。事實上，知識生產方式變革同樣發生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交叉學科的出現是二戰以來知識生產模式變革的反映，它標志著一個以問題為中心、以應用為導向、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優先原則，突破傳統學科組織、制度、文化壁壘時代的到來。在這樣一個時代里，學科的優先順序由基礎科學、應用科學、技術知識變化為技術知識、應用科學、基礎科學。高等教育由注重學術本位到更加重視社會本位，更加強調知識的應用價值，更加強調大學為社會做出的現實價值。為應對知識生產模式變遷和學科制度危機，發達國家的大學主動進行去制度化改革，建立了許多跨部門、跨學院、跨學科的橫向組織。

　　實踐證明，多科性大學和綜合性大學往往容易產生新興學科，也容易在學科交叉地帶產生重大研究成果。知識生產模式的變遷，對我們深入推進“雙一流”建設，促進傳統研究型大學轉型發展提出了迫切而明確的要求。如何創新學科組織形式，更好地適應知識生產模式變革的內生要求，成為研究型大學學科建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