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立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趙 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內生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有其系統的經濟機理與動力機制。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體現出黨對社會主義發展與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認識和自覺運用。

　　1、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和效率、增長與共享的辯證統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首先，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在未來社會“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種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其次，共同富裕凸顯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物質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融合共進。物質富裕是各國現代化的共性目標，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經濟社會建設，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但我國的現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不僅包括物質富裕，也強調精神富裕，追求的是人的全面發展。最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創共享的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人民至上、共創共享，使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方現代化“重增長輕分享”窠臼，保證了社會主義發展與治理的公平正義和主體動力。

　　共同富裕彰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包容性與韌性，使公平與效率、增長與共享實現更好的平衡。受制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克服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沖突，即使引入政府宏觀干預也難以解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的過程，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局限性的超越。我國市場經濟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將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既體現效率又促進公平，具有強大包容性和韌性。

　　2、國民經濟實現生產與分配、供給與需求的良性循環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產。馬克思指出，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分配為生產提供補償和激勵，恩格斯指出，“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共同富裕是分配問題也是生產問題，只有協調好生產和分配的關系，推動二者匹配，才能同步實現生產活力釋放和財富共創共享，在經濟鏈條良性運轉與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

　　財富生產及實現的方式決定了財富分配的形式與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各種要素對財富生產的貢獻大小及比例，首先由產品市場來實現，進而由要素市場評價，取得合理回報。正因如此，建成高標準現代市場體系，暢通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運轉，有助于保持財富生產與分配的良性循環、保證要素所有者對財富的共創共享。財富生產及實現的程度與結構制約著財富分配的數量與均衡，只有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促進各種財富源泉充分涌流，才能推動財富持續增長和公平分配耦合互促的動態最優。財富生產及實現的制度規定了財富分配的性質和方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定了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通過保護勞動所得、保持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推進勞動者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的一體共生，保證了共同富裕的微觀實現。

　　財富分配關系到宏觀經濟平衡，共同富裕依存于國民經濟循環。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收入分配不僅反映財富共享狀態，而且影響國民收入向消費及生產性投資的轉化，制約供求均衡及宏觀經濟循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公有制與市場機制有機融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克服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推動了分配優化與宏觀均衡的內在統一。在新發展階段，應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全面改善分配格局、有效擴大內需，打通經濟循環堵點，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3、通過高質量發展與制度集成創新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實現具有漸進性，其在各個階段的推進又依賴于潛在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的互相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深刻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在社會進步與人的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在階級社會，勞動只是謀生手段。只有在生產力發達的公有制社會，勞動成為展示個人能力和才華的方式，人的全面發展和“所有的人富裕”才會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實現，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和兩極分化消除的基礎之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綜合運用發展減貧和制度減貧方式，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持續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發展動能與經濟基礎。

　　共同富裕要通過經濟資源在共同市場內的充分流動、平衡配置、有效利用來實現，因此，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是以統一開放的現代市場體系為載體。完善現代市場體系，需進一步破除區域、城鄉、群體之間的市場藩籬，打破壟斷，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提升發展的充分性、平衡性、普惠性和持續性。面對疫情常態化挑戰與外部風險沖擊，必須保證產業鏈、供應鏈齊整、通暢、安全、富有韌性和技術鏈自主可控，推動“中國制造”向價值鏈高端攀升，這也有利于實現穩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等目標。隨著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舉措的重要性逐步凸顯，這有助于防止規模性返貧、緩解相對貧困，守住共同富裕底線。

　　在新發展階段，應加快形成系統集成、上下聯動、協同高效的共同富裕制度安排與政策體系。第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鄧小平同志提出，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有利于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有利于促進效率和公平有機統一、不斷實現共同富裕。特別是在數字經濟等新的技術經濟形態下，探索公有制及按勞分配的有效實現形式，增強公有制經濟活力、競爭力，發揮其對國民經濟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與創新的引領功效，建立健全國有資產收益全民共享的實現路徑，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第二，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構建共同富裕治理機制與政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只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確保共同富裕方向，利用好新型舉國體制辦大事優勢，調動各方積極性，形成共同富裕的協同治理合力。建立健全以共同富裕為戰略導向，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手段為抓手，財政、貨幣、就業、民生、區域、產業、投資、消費等政策緊密配合、高效協同的宏觀治理體系，加快形成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區域、城鄉、行業發展趨于平衡，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增的調節機制與分配格局。第三，大力弘揚慈善捐贈文化和勤勞致富精神，積極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有效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全面依法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慈善文化和道德情操等非正式制度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從倫理道德與法規政策兩方面入手，構建三次分配激勵與保障體系，形成捐贈者和受捐者價值互饋良性循環。此外，做好共同富裕輿論引導，警惕并破除“劫富濟貧”認識誤區，倡導形成“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的共富價值觀與公益道德氛圍。完善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審查和監管制度，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依法規范分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