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晟（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教授）

　　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亞是個海洋大國，其壯美的海洋景觀舉世聞名。然而國際環境史聯合會前主席、澳大利亞環境史學家莉碧·羅賓在代表作《一塊大陸如何創造一個國家》中，討論20世紀初澳大利亞的環境與生態學知識如何影響其建國時代的文化認同時，并沒有提及海洋。這并非作者的疏漏，而是因為此時澳大利亞民眾的海洋意識還較為淡薄。這種海洋意識是在20世紀伴隨科學家、媒體及政府合力推動治理大堡礁過程中興起的，最終也圍繞相關的科研與教育實踐形成了海洋環境保護的自覺。

　　一

　　澳大利亞雖然被南太平洋環繞，但除了人口極少、偏居一隅的托雷斯海峽島嶼居民，大部分原住民的生計基本局限于陸地環境。1788年后，歐洲殖民者逐海而來，沿海定居，主要是為了享受溫帶海洋性氣候，并不向海而生。一方面，英國有意壓制流放犯殖民地的遠洋能力與海洋經濟；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斷向陌生內陸探索并開發農牧礦資源，最終形成了基于荒野環境的移民社會核心文化認同。

　　19世紀末，在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狂潮中，德國與美國分別向南北太平洋群島快速擴張，深深刺激了被這些島嶼環繞的澳大利亞。1908年，澳大利亞聯邦運動領袖、第二任總理阿爾弗雷德·迪金因不滿英國對澳大利亞海洋地位的長期輕視而邀請正在全球巡訪的美國“大白艦隊”來訪。借助艦隊訪問喚起的全民海權意識，澳大利亞于1913年正式建立自己的海軍。在此過程中，民眾的海洋意識逐漸被培育。其中，大堡礁作為標志性海洋景觀，成為澳大利亞舉國上下欣賞與保護海洋環境的思想源泉。

　　二

　　大堡礁位于昆士蘭熱帶海域，是地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統。但在澳大利亞，它長期以來非但不受青睞，而且被避之不及，因為它會妨礙航行。庫克船長就深受其苦，達爾文干脆稱它是“障礙”。

　　轉機發生在1889年，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所推薦的英國同行威廉·薩維利-肯特被任命為昆士蘭的漁業專員。他推動利用大堡礁養殖珍珠獲得成功。而在這一過程中，薩維利也系統考察了大堡礁的生態體系，尤其是填補了海洋生物學界對海馬等生物繁育問題的知識空白。他于1893年開始出版自己對大堡礁的記錄，分享這里的奇妙環境，最終在聯邦建立后引發了整個英語世界的關注。百業待興的澳大利亞人方才意識到，高更等歐洲浪漫主義藝術家筆下動人的南太平洋風景其實就在自己身邊。不久之后，受雇于昆士蘭地方政府的記者艾德蒙·班得菲爾德開始專門寫作大堡礁海洋觀光指南并探討海洋文化的價值。從1924年開始，博物學家兼電影制作人諾爾·芒克曼與妻子也開始連續出品關于大堡礁的宣傳片，同時探討海洋環境對澳大利亞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海洋開發與觀光為抓手，一種真正讓民眾沉浸于此的海洋文化從此在澳大利亞社會不斷傳播。

　　得益于對大堡礁的宣傳、想象與開發，澳大利亞大眾文化中越來越多地包含海洋元素，從黃金海岸到大洋路，多元化的海洋景觀成為澳大利亞的財富。但是自大堡礁等進入大眾視野起，旅游、捕魚與運輸等問題也對海洋環境提出了持續挑戰。

　　事實上，薩維利早已提醒要“可持續開發”。因為他認為，相比而言，人類的海洋環境知識積累更有限，開發活動的生態后果難測，所以一定要適度。而大力推銷大堡礁的芒克曼則終生都在呼吁潛水游客不要采摘珊瑚。但是直到1969年，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才召開全國性的研討會以應對海洋環境問題。因為昆士蘭地方政府開源手段有限，一直不愿意限制海洋商業開發，甚至在1967年批準2000多萬英畝的大堡礁石油開發項目，結果引發了全國性抗議。盡管項目最終被叫停，但是開發抑或保護海洋環境的問題凸顯。在環保人士的呼吁下，1975年通過《大堡礁海洋公園法》，以設立國家公園的方式確立了聯邦政府對所有相關環境擁有“保護、保存與管理權”。1983年，聯邦政府又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簽約國必須遵守國際法為理由，通過了《澳大利亞世界遺產保護法》，確定了海洋環境管理以保護為優先原則。從此，澳大利亞聯邦不斷擴大海洋保護區，對旅游、捕魚、采礦及航運都采取了有針對性的管控。

　　三

　　澳大利亞對大堡礁的保護采取劃分為不同區塊、各自有相應保護政策的辦法。這其中，重視海洋科學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生物管控問題，可以追溯到1962年大堡礁遭遇的棘冠海星之災。經過多年的研究，人們才意識到海星過度繁衍致災其實是周期性的自然現象，絕非人力可簡單阻止，但珊瑚礁白化、臺風和水質渾濁會加劇災情，因此在不同時段的特定地區可以選擇性防控上述問題。其次是氣候變化對海洋生態的影響，這源自過去40年對珊瑚礁白化的研究，除了水體污染和光照因素，學界認為水溫持續變暖是珊瑚蟲大規模死亡的主要誘因。因此，海洋環境保護與全面重視氣候變化問題休戚相關。顯然，自然科學研究大大提升了海洋環保的效率。

　　在此基礎上，海洋環保教育與實踐也全面展開。在中小學，海洋保護與水資源保護教育緊密結合，講授主題包括理解人與海洋環境之聯系、社會經濟發展與海洋環保的關系及澳大利亞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等，此外還在實踐教學中培養學生收集梳理海洋信息的技能。在大學，跨學科的海洋研究日益活躍。西澳大學以漁業經濟史研究為抓手，開拓了海洋環境史、海洋災害史研究等領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一方面調動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合作深挖南太平洋島嶼航海民族的本土知識，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人文學者與極地海洋科學家合作，以塔斯馬尼亞為基地，派遣學者前往南極海域進行聯合科考并整理數據，力爭展示歷史上人類經濟活動導致的碳、氮排放與氣候變化之間復雜互動的問題，最終影響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決策。另外，澳大利亞在沿海城鎮廣泛設立海洋博物館，激發公眾保護本國海洋環境的意識，并參與對公海環境的保護。

　　澳大利亞的歷史經驗顯示，海洋固然是一種人們可以觸碰的物理性環境，但它不必然滋養出環境保護文化。現代海洋環保文化的形成有賴于社會對其多角度的欣賞與認可，而國家力量的推手作用至為重要。此外，系統的、跨學科的海洋研究，不僅有利于協調海洋資源開發與環境治理關系、明確海洋環保的具體范圍與措施，還能夠將海洋環保從一種自然科學的研究結論轉化為環保知識生產與傳承實踐，最終影響海洋環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