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正在深刻改變著新時代的檢察工作。”6月29日，全國檢察機關數字檢察工作會議在浙江杭州召開，這次會議部署加快數字檢察建設，以“數字革命”驅動新時代法律監督提質增效，以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大數據賦能，讓案件疑點“開口說話”

　　“僅看單個案件沒有異常，但審查幾十份裁判文書后就發現，這些案件都存在一些原告頻繁起訴，且原告并非車主本人，事故也未經保險公司定損等共同特征。”浙江省紹興市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章芳芳說，近年來陸續有多家保險公司反映當地存在車險詐騙現象，為此檢察機關就著手利用大數據對海量車險理賠裁判文書展開分析。

　　大數據賦能讓案件疑點“開口說話”。在紹興檢察機關自建的“民事裁判文書庫”中，其以當地5年來60余萬份文書作為模型排查范圍，果然篩查出批量異常文書，特別是越城區宋某等13人名下有200余份文書，其中存在受損車輛的維修單位與車損評估機構高度集中等共同特征。“巧合”不止于此，檢察機關通過向人社部門調取社保繳納信息，并與原告的身份信息相關聯，發現這13名原告竟然多數在同一個汽修廠。

　　經過一番要素篩查、關聯分析，檢察機關將得到的線索移送有關部門，真相浮出水面。原來，車輛發生事故后，該汽修廠會一邊第一時間派人到達現場，以幫助拖車、免費維修、代為理賠等為由，將車輛拖至廠內，并誘騙車主轉讓理賠權；另一邊又以隱瞞車輛去向或者借故拖延等方式阻撓保險公司定損。之后，這個團伙通過虛增維修項目擴大車損，對保險公司不認可車損的，則委托利益勾連的評估機構作評估定價，并以評估報告為依據，派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理賠訴訟，獲取非法利益。

　　紹興檢察機關拓展類案辦理，在其他縣市區又排查出4個車險詐騙團伙，共計起訴、判決11件46人，作出民事裁判結果監督49件。同時，還將各大保險公司提供的出險數據導入，經與社保信息相互驗證，發現一些頻繁報案人也與當地汽修廠相關，將線索一并移送后，又查明除訴訟騙保之外的其他大量騙保行為，涉案金額共計1500余萬元。

　　“通過數字賦能，最大程度激發‘數據’對法律監督工作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讓監督線索發現難、工作碎片化、質效不突出等瓶頸問題有了新的破解之道。”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表示，自2018年起，浙江省檢察機關率先探索運用大數據排查監督線索，研發“民事裁判智慧監督系統”破解“虛假訴訟”治理難題，“如今浙江省各地數字檢察辦案模型達上百個，全省一體推進專項監督達17個，大數據對于法律監督的撬動作用正在顯現。”

　　數據云監督，讓案件線索“自動上門”

　　“傳統的‘被動受案、個案辦理’監督辦案模式，正在發生由個案向類案、由被動向主動、由辦理向治理轉變的深刻變革。”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數字賦能監督，監督促進治理”的法律監督模式重塑變革，對法律監督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都帶來深遠影響。

　　2021年11月，最高檢確定湖北省檢察院、浙江省杭州市檢察院、浙江省紹興市檢察院、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為第一批全國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研發創新基地。四地檢察機關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系統治理”的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路徑探索。

　　監督行政執法行為是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能。但行政執法涉及面廣、案件數量大、專業性強，怎么破解其中的發現難、移送難、監督難？作為第一批研發創新基地中唯一一家省級檢察院，湖北省檢察院利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打造出了政務數據云監督，讓監督線索“自動上門”。

　　去年12月，模型從行政執法部門共享的103萬件行政執法案件中推送了一條線索：余某亮在長江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礦罪。檢察機關迅速督促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挖出了以余某松、余某亮為首多次在長江相關江段“采、運、銷”涉砂作案的犯罪團伙。

　　“模型的數據來源于省檢察院數據治理平臺接入的全省42個執法領域3000多個單位的執法信息和其他相關信息，能通過多維度的數據比對、關聯、碰撞、篩查，推送監督線索。”該院檢察官介紹，模型應用以來，通過線索推送，共建議移送案件4823件，公安機關立案3968件。

　　經過不斷的探索與實踐，如今越來越多的檢察院通過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圍繞服務大局的熱點焦點、執法司法的突出問題、社會治理的薄弱地帶、公共利益的弱項短板，促進法律監督更好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破產財產分配中勞動債權優先，本來是國家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實踐中卻有人“鉆空子”虛構勞動債權套取財產分配。江蘇省蘇州市檢察機關通過“破產領域虛假勞資債權監督模型”，陸續發現多家公司涉虛假勞動債權線索24件，已提出監督意見12件，移送犯罪線索3件，剔除虛假勞動債權327萬元，有效維護了真實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全國人大代表、道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人事專員黃美媚對此印象深刻：“檢察監督裝上‘數字大腦’，可以更好推動營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從監督質效上看，用好大數據為檢察監督按下了‘快進鍵’。”

　　既要喚醒內部“沉睡”數據，也要打通外部數據壁壘

　　數字檢察能普及到廣大基層檢察機關嗎？

　　“大數據面前機會均等，誰都可以先行一步。”在全國檢察機關數字檢察工作會議上，最高檢有關負責人介紹，事實上第一個針對網絡司法拍賣的大數據監督模型恰恰不是出自發達的一線城市，而是出自位于山區、經濟相對欠發達、政法編制僅40人的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檢察院。

　　近年來，網絡司法拍賣因其便捷、高效、跨地域等特征，成為人民法院以拍賣方式處置財產的首選，但在實踐中卻有一些被執行人，利用規則漏洞“鉆空子”。為此，松陽縣檢察院就以司法拍賣平臺的社會數據資源為基礎，結合發現的問題制定拒執類、程序性監督規則，實現了以數字化手段對問題的精準發現。

　　如今該模型已在浙江全省共享并推廣。截至目前，模型從浙江全省34萬份網拍數據中篩查出程序性監督線索3636條，制發糾正型檢察建議478件，促進法院個案糾正的同時，推動法院網拍公示規范化。

　　不過，在各地探索過程中，也面臨一些困難與問題。“比如數據壁壘就是必須破除的堵點，否則數字檢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解決這個問題既要喚醒檢察機關內部“沉睡”的大量數據，還要打通外部數據壁壘，并充分利用互聯網開放數據。

　　來到浙江檢察大數據中心，不僅能看到檢察官依托其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應用，實現檢察監督領域的“一地突破，全省共享”，而且這里展示的政法一體化辦案應用也頗引人注目。“一體化不僅帶來數據貫通，也帶來了理念共通和工作協同。”浙江省檢察院案管辦副主任曾吉介紹，眼前的這套政法一體化辦案應用，連接了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12套業務系統，貫通省、市、縣三級777家單位，實現330個業務流程上線，覆蓋全部刑事案件的全訴訟流程及全辦案單位。

　　2021年，檢察業務應用系統2.0已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部署應用，其上已匯聚了海量案件案卡數據和文書。“目前，檢察機關實現了網絡縱向貫通、應用橫向聯通，但距離‘大融合’還有不小差距。”最高檢案管辦主任申國軍表示，當前還有許多檢察干警囿于固有的辦案思維，不重視數據的挖掘與分析，主動監督的大數據思維還沒有深入人心。

　　對此，最高檢要求各級檢察院要把實施檢察大數據戰略作為“一把手工程”，靠前協調解決重點難點堵點問題。“按照最高檢要求，領導干部要通過引導樹立‘一盤棋’意識，增強檢察人員的大數據思維，努力提升大數據法律監督的效能。”申國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