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美國明尼蘇達州伯恩斯維爾市。當地居民舉行守夜活動悼念當天槍擊事件中殉職的警員。

　　當地時間2月18日，美國明尼蘇達州伯恩斯維爾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內的4人死亡。另據美媒援引的數據顯示，截至2月15日，今年美國已有近5000人死于與槍支有關的案件。面對成為不治之癥的“槍患”，美媒只能哀嘆，“槍支比人命重要”。

　　據美聯社報道，明尼蘇達州這起槍擊事件是在警方處理一起家庭持槍挾持案件過程中發生的。報道稱，嫌疑人在自己的家中持槍挾制了包括7個子女在內的家人，并在與警方對峙過程中向警察開槍，導致2名警員和一名正在為受傷警員提供救助的消防員死亡，嫌疑人隨后也在警方行動中被擊斃。這是美國最新發生的一起大規模槍擊案，也是今年以來美國發生的第52起大規模槍擊案。連警察也自身難保，美國槍支暴力的惡性程度可見一斑。

　　進入2024年不足50天就發生52起大規模槍擊案，延續了過去幾年里美國大規模槍擊案持續高發的趨勢。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GVA)的數據，美國大規模槍擊案從2019年的414起激增至2020年的610起后，此后每年都超過了600起，其中2021年更是以689起的數量成為有記錄以來大規模槍擊案最多的一年。同時，涉槍死亡人數也持續保持在高位。美國廣播公司(ABC)援引GVA的數據稱，截至2月15日，美國因槍死亡4994人，平均每天約108人，死者中還包括147名12至17歲的青少年和31名兒童；另有3351人因槍受傷。這一組組令人不寒而栗的數據背后，是一條條被子彈帶走的鮮活生命，是一名名陷入絕望的遇難者家屬，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美國家庭。

　　持續的槍支暴力已經讓美國社會陷入某種病態。美國社會日益陷入越不安全越買槍、槍越多越不安全的怪圈。多項研究表明，槍支暴力與槍支泛濫之間有必然聯系。波士頓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家庭槍支擁有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兇殺率就會增加0.9%。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由于新冠疫情期間槍支銷售激增，美國平均每100人擁槍數從2017年的120.5支上升到2023年的137.1支。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1/5的美國家庭購買了槍支，每20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首次購買槍支。而過去這幾年，正是美國大規模槍擊案、群體兇殺事件和涉槍死亡人數快速增長的時間段。

　　美國人的安全感可以說已經消磨殆盡。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在2月17日的報道中就寫道，在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后，很多家長開始猶豫是否要帶孩子參加大型活動。報道稱，不斷發生的槍擊事件證明，美國的槍支暴力發生在各種不同的集會中，“只要這種攻擊還在繼續，父母們就有了決定如何應對的負擔”。堪薩斯市市長昆頓·盧卡斯在2月14日該市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在“無論游行、集會、上學、看電影……似乎幾乎沒有什么是安全的”，“父母只是普通人，必須決定自己希望做些什么”。《今日美國報》網站2月14日也刊文稱，美國孩子的校園生活中，有一部分時間是用于槍擊事件演習上，學習如何躲藏。尤其是美國Z世代，由于電影院、演唱會、夜店、禮拜場所都發生過槍擊事件，他們因而也學會了在這些地方保持警惕。現如今，年齡更小的“阿爾法一代”也正經歷著同樣的創傷。

　　持續的槍支暴力更是美式民主功能失調的標志之一。槍支暴力之所能成為獨特的“美國病”，與美國控槍不力密切相關，而這正是美國政治圈、槍支企業和游說集團早已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將民眾利益拋諸腦后的惡果。在美國“擁槍派”與“控槍派”立場差異巨大、兩黨在這一問題上幾無合作可能、槍支利益集團勢力強大的背景下，美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權力部門在槍支問題上都不可能拿出真正有效的行動，甚至在控槍問題上不斷倒退。比如，過去兩年里，美國最高法院就不斷做出不利于控槍的裁決，否決了包括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等多州在內的控槍法案，美國深度新聞網站VOX直言，“最高法院讓美國的槍支暴力流行病無法根治”。

　　面對這樣殘酷而無奈的現實，美媒只能哀嘆，“當政客們允許在學校里發生謀殺時，當他們允許美國因槍支的普遍存在而導致持續的大屠殺時，他們就證明了槍支比我們孩子的生命更重要。”(聶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