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閉幕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氣候融資問題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之一。對此，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候任主席蘇爾坦呼吁，“僅靠創可貼和止痛片，不可能解決大手術才能解決的問題”。

　　專家指出，當前，全球氣候融資面臨多重困難，給全球氣候治理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達國家負有歷史責任，應當兌現相關資金承諾。同時，國際社會需加強協調行動，彌補資金缺口，合力應對共同挑戰。

　　590%：資金缺口巨大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極端天氣。從亞洲的熱浪、颶風，到北美洲的暴雨、山火，再到南美洲的罕見低溫，不少國家經濟、社會及民生遭受嚴重沖擊。氣象學家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是極端天氣頻發的重要推手。

　　應對氣候變化，資金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在近日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候任主席蘇爾坦直言，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資金缺口巨大。

　　一系列研究報告也有類似結論。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布的《2022年適應差距報告》顯示，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劃、融資和實施方面的付出無法跟上日益增長的風險。氣候政策倡議組織(CPI)發布的《2021年全球氣候投融資報告》顯示，氣候資金增速在過去幾年中有所放緩，氣候資金流量遠未達到估計的需求。要到2030年實現國際商定的氣候目標，實現向可持續、凈零排放和有韌性的世界過渡，每年的氣候融資需要增加至少590%。

　　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缺口尤為顯著。在近日舉行的非洲開發銀行集團理事會第58屆年會上，埃及總統塞西指出，非洲大陸氣候融資需求旺盛，實現《巴黎協定》中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和推進綠色基礎設施建設面臨較大資金缺口。非洲開發銀行行長阿金武米·阿德西納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已刻不容緩，解決融資缺口問題成為當務之急。

　　“2030年，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資金需求將飆升至每年3400億美元之多。目前的支持金額還不到這個數額的1/10。然而，代價卻是由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區承受，這是不可接受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崔守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實現“雙碳”轉型，需要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支持，而技術很大程度上又是靠資金撬動的，因此氣候融資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一個關鍵。在該問題上，越晚采取行動，面臨的風險、需承擔的成本會越高，進而會對經濟、社會及就業等產生越大負面沖擊。解決氣候融資問題、進而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已經刻不容緩。

　　170萬億美元：發達國家負有責任

　　近日，英國《自然·可持續發展》雜志刊發由英國利茲大學等開展的最新研究顯示，全球約90%的過量碳排放源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研究人員指出，這些發達國家應向低碳排放國家支付總計170萬億美元的補償金，從而確保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目標可以實現。

　　事實是，多年來發達國家一直沒有兌現氣候融資的承諾。正如剛果(布)總統薩蘇等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談到的：“發達國家承諾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這一目標自2009年確立以來從未實現。”

　　“一邊是發達國家融資行動遲緩，一邊是發展中國家融資需求上升。”崔守軍說，“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轉型和發展時間更早，排放的溫室氣體更多，理應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承擔更大責任。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薄弱，加之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在應對氣候變化中面臨直接沖擊，急需增加氣候融資。”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計算，發達國家2020年提供和調動的資金僅有833億美元，而這個達成承諾以來所提供的最高資金金額，也遠低于1000億美元。根據智庫組織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的數據，除了資金的數量，“繁瑣的制度和官僚作風”也使最不發達國家難以獲取資金。

　　原有承諾尚未兌現，新的挑戰接踵而至。崔守軍指出，近年來，受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發展遭遇挫折，金融風險和債務風險升高。在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而主要發達國家因經濟復蘇乏力，提供融資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全球氣候融資“資金池”進一步萎縮。同時，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化石能源重要性凸顯，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成為頭等大事，能源轉型進程受到沖擊，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議程一定程度上出現短期逆轉。上述因素都對全球氣候融資造成了負面沖擊。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向本報記者分析，兩大因素制約全球氣候融資成效，影響氣候治理進程：一是近年來全球性危機疊加，一些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意愿下降，對可持續發展議題缺乏興趣，國際共識相對不足；二是發達國家未完全兌現融資承諾，包括OECD成員國每年將GDP的0.7%用于海外援助、發達國家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投入應對氣候變化等。這帶來的后果是：氣候變化帶來的綜合性危機日趨嚴峻，應對氣變的資金、技術、人才“南北鴻溝”不斷擴大。

　　1.5℃以內：協同行動迫在眉睫

　　在2022年11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上，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成為一大亮點。分析認為，這是向“氣候正義”邁進的關鍵一步，但鑒于發達國家尚未兌現原有承諾，其承諾的全球適應資金翻倍路線圖仍不明朗，后續該基金能發揮多大作用還存在不確定性。

　　今年4月22日是第54個世界地球日。古特雷斯當天在視頻致辭中呼吁，需加快氣候行動，更深入、更快地減排，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他還強調，應大規模擴大對適應和恢復能力的投資，尤其是對造成氣候危機責任最小的國家的投資。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日前表示，發達國家在氣候融資問題上有不少歷史欠賬，應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體量化資金目標。他還提到損失與損害基金，強調聯合國相關機構應在推動資金落實方面發揮作用，安理會應在這些方面發出強有力聲音。

　　“全球必須正視歷史不公正現象，避免氣候變化惡果落在那些不是主要責任方、承受能力又弱的國家頭上，需要建立某種標準化解決程序。”巴基斯坦氣候變化部長雪莉·雷曼此前在接受《衛報》采訪時表示。

　　崔守軍認為，解決全球氣候融資難題，一是要堅定落實《巴黎協定》中的一些融資承諾和融資安排，發達國家應當承擔起自身責任。二是各國可出臺相應政策，發揮公共資本的杠桿和引導作用，鼓勵更多社會資本、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領域。

　　中國在氣候投融資領域開展了積極行動。2015年，中國設立2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自2016年起，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啟動10個低碳示范區、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1000個應對氣候變化培訓名額的合作項目，實施了200多個應對氣候變化的援外項目。

　　崔守軍指出，從成立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氣候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到出臺《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再到國內23個氣候投融資試點地區開展項目庫建設，中國推進氣候投融資步履不停。在相關投融資政策引導下，中國產業格局加快調整升級，在新能源汽車、光伏制造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此外，在綠色“一帶一路”和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和幫助，成為全球生態文明的踐行者、氣候治理的行動派。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目標。”陳鳳英指出，發達國家應正視歷史責任，盡快兌現承諾，加大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國際各方應加強協同行動，現有的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及地區性組織在融資方面應加大協調整合，提升工作效率，凝聚更大合力，尋求更多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