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私立小學圣約學校當地時間27日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三名9歲的學生和三名工作人員死亡。

　　當地警方稱，28歲的槍手奧黛麗·黑爾從當地五家槍支商店合法購買了七支槍，其中三支被用于此次襲擊，包括一支在美國經常被用于大規模槍擊的AR攻擊性步槍。

　　在美國總統拜登29日召集第二屆所謂“領導人民主峰會”前夕，這起校園血案的發生堪稱是打向“美式民主”的又一記重重的耳光。

　　“為什么我們的孩子還在死去？”

　　據報道，這是今年美國發生的第17起校園槍擊案。

　　事發當天，美總統拜登仍像往常一樣，稱這起槍擊事件是“病態的”，是“一個家庭最可怕的噩夢”。

　　他還再次呼吁美國國會通過攻擊性武器禁令。

　　然而就在同一天，美國會參議院共和黨人做出的反應卻是，這起校園槍擊案不太可能促成通過新的控槍立法。

　　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約翰·科寧還挖苦拜登說：“總統只是不斷重復過去的陳詞濫調，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解決方案或想法。他所要求的禁止攻擊性武器意味著，美國守法公民擁有的1600萬件半自動武器將被沒收。”

　　這針鋒相對的一幕，早就成了美國涉槍政治中的常態。

　　由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衍生出的所謂槍支文化、個人權利、利益集團、黨派政治等諸多怪象200多年來相互作用，使美國槍支管控幾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據保守估計，美國目前流通槍支總量約為3.9億支，相當于每100名美國人擁有120.5支槍，民間擁槍率高居全球榜首。

　　越來越多的槍輕而易舉地轉化成了越來越多的槍支暴力，并成為美國孩子的“頭號殺手”。

　　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GVA)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9日，美國在今年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已經有1萬多人因槍支暴力失去生命，其中包括400多名17歲以下未成年人。

　　算上剛剛發生的圣約學校血案，造成除槍手外至少四人死傷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今年已經發生整整130起。

　　去年5月，造成包括19名兒童在內的21人喪生的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縣羅布小學特大槍擊案發生后，在全美引發了數百場反槍支暴力抗議活動。

　　迫于巨大輿論壓力，美國國會兩黨終于在去年6月“合作”通過了所謂的《兩黨更安全社區法案》。但這份被自夸為“近30年來最重要突破”的所謂控槍法案，卻與“控槍”扯不上多少關系。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此次圣約學校槍擊案中“沒有犯罪前科”的槍手能輕易地“合法”弄到槍，以及為什么兩黨“控槍”法案無法阻止槍擊案的發生了。

　　當地時間28日公布的最新哈佛青年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63%)美國青年都支持出臺更嚴格的槍支法。

　　不過，這個“大多數”在黨派政治下的“美式民主”中，注定改變不了什么。

　　就在圣約學校槍擊案發生后的當地警方新聞發布會現場，去年7月4日伊利諾伊州海蘭帕克市獨立日游行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幸存者阿什比·比斯利成了“不速之客”。

　　當各媒體記者正等待發布會開始時，比斯利激動地搶過保守派媒體福克斯新聞頻道的麥克風呼吁控槍：“你們還不厭倦報道這種事情嗎？”“這種事怎么還在發生？為什么我們的孩子還在死去，為什么我們辜負了他們？”

　　“這是美國史詩級的失敗”

　　美國又何止是在控槍問題上辜負了自己的孩子們。

　　1989年，世界各國領導人通過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而美國恰恰是唯一一個沒有批準該公約的國家。

　　這決定了美國兒童注定要成為“美國例外論”的受害者。

　　新冠疫情暴發后，美國政客漠視民眾健康和生命，把主要心思用在相互攻擊、甩鍋推責上，致使這個醫療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成了確診病例和病亡人數“雙冠王”，也直接導致超過25萬美國兒童失去了法定監護人，成為“新冠孤兒”。

　　疫情進一步激化了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各類矛盾，并將槍支暴力、種族主義、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等問題的壓力傳至美國年輕人群體。

　　年輕人對美國信心大幅下降，壓力不斷增大，患焦慮癥、抑郁癥比例不斷上升。

　　以上這些，還不是美國孩子所受戕害的全部。

　　從2018年4月開始，美國政府實施強制移民兒童與父母分離政策。而這些無人陪伴兒童中的多數人最終淪為了遭受經濟剝削的童工。

　　《紐約時報》上月發表的長篇調查報道指出，自2021年以來，美國童工數量呈爆炸式增長，而他們從事的工作遍布“全美數十個州的各個危險行業”。

　　報道揭露稱，美國移民童工的增長是一系列“明知故犯”的結果，“美國旨在保護兒童的制度已經失靈”。

　　種種事實和數據表明，美國已成為兒童權利受保護最弱的國家之一，而美國政府則是侵犯兒童權利的最大元兇。

　　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學者麗貝卡·倫敦和“成功健康兒童”組織創始人凱瑟琳·拉姆斯泰特此前曾聯名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美國拒簽《兒童權利公約》是因為其中很多條款在美國是“犯忌”的。

　　“很多美國人可能從未聽說過《兒童權利公約》，也不知道只有美國不愿批準該公約。這是美國‘史詩級的失敗’。”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美國變得越來越無法治理，是因為這個國家不愿保護和關愛它的公民，尤其是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