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男童游泳館溺亡事件背后法律問題

　　救生員若擅離職守涉重大責任事故罪

　　● 從道義上來說，游泳館內的成年人應留意周圍是否有孩子溺水，并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角度出發，如果發現孩子溺水，應及時施以援手，也可以第一時間向救生員求助

　　● 游泳館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救生員或其他員工如保潔人員等，屬于游泳館的內部工作人員。救生員的疏忽意味著游泳館未能履行其安全保障義務；館內救生員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員，若發現消費者出現溺水情況，也負有救助義務

　　● 結合我國救生事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設立相關的管理條例，完善游泳安全教育培訓制度，并建立嚴格的審查監督機構增強對游泳安全教育的監管力度，以保障安全教育工作的有序進行

　　□ 本報記者 　　　 趙麗

　　□ 本報見習記者 丁一

　　近日，一段“男孩游泳池溺亡”的視頻在網上引發關注。監控視頻顯示，一名男童不慎脫離游泳圈在水中掙扎后沉入池底，但周圍的人似乎都沒有發現異常。數分鐘后，男童才被撈起搶救，最終不幸身亡。

　　10月9日，事故發生地相關部門發布通報：已迅速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及善后處置工作。已關停涉事游泳館，成立事件調查組開展相關核查調查工作，下一步將根據調查情況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問責。

　　該事件發生后，公眾扼腕嘆息，更多人提出疑問：事發當時，救生員去哪了？男童溺水，周圍的人是否有責任和救助的義務？發生事故，涉事游泳館及救生員、男童監護人是否有責？

　　《法治日報》記者就此采訪多名專家，解讀事件背后涉及的法律問題。

　　焦點一

　　發生溺水事件救生員去哪了

　　在這起事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游泳館不是野外河湖，按規定必須配備救生人員，但為何溺亡事件沒有被救生員及時發現處置？

　　事發時的視頻顯示：游泳池邊雖擺放有救生員座椅，但游泳館的救生員不在現場。該游泳館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救生員當時有事離開了一下”。

　　當游泳館內發生人員溺水，救生員脫崗或未到崗，即使在崗也未認真履職從而導致溺亡的事件，今年已發生多起。

　　今年3月，四川省江油市發生一起泳池溺亡事件。死者家屬查看事發時的監控發現，死者當時在泳池中抽搐了一下后便趴在水里不動，直到被其他游泳者救起，其間沒有游泳館救生員出現。游泳館工作人員稱，事發時間較早，救生員還未到崗。

　　3個月后，一男子在廣州市增城區某會所室內恒溫游泳池溺水，游泳館救生員低頭似在玩手機，未注意到溺水情況，9分鐘后才實施救援，最終男子溺水身亡。

　　在北京從事救生員相關工作的胡建(化名)告訴記者，一般溺水發生后，60秒左右時溺水者將出現口鼻進水、停止呼吸、瞳孔放大、身體抽搐等狀況，4分鐘到6分鐘時，腦細胞將開始受損、死亡。對于公共泳池的救生員配備情況，在標準游泳場所(50m×25m)設置觀察臺時，應按照救生員觀察區域的劃分，本著不留盲區與死角的原則，至少設置4個觀察臺也就是4名救生員。同時，根據各地相關規定不同，如果泳池水面面積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應至少配備3名救生員；水面面積在250平方米以上的，應按面積每增加250平方米及以內增加1人。

　　“但是，目前公共泳池尤其是一些健身房里的游泳池，存在沒有配備救生員或者救生員數量不足的問題。”胡建說，“坐在1.9米高的救生椅上，能觀察到泳池里的每一個人。工作期間必須保持精神高度緊張，如果意識到自己疲倦了，便要主動與巡視的救生員交換，下場走幾圈，保持清醒。幾十個人的生命都和你有關系，一點兒都不能懈怠。”

　　但現實中，并非每個救生員都能如此負責。

　　作為游泳愛好者的北京市民趙丹告訴記者，她經常看到一些游泳場館的救生員隨意離崗或雖然在崗，卻在“開小差”，“上次我在一家游泳館，五六個孩子正在泳池戲水，觀察臺上坐著一名救生員，另一名救生員則在不遠處低頭玩手機，持續10余分鐘”。

　　在北京做游泳教練多年的熊偉(化名)說，暑期學游泳的人數暴增，部分游泳館的經營者和教練員只重視教學進度，而忽略了安全管理。即使按要求配齊配足救生員，但有些救生員責任心不夠強，脫崗或在上崗期間玩手機、打瞌睡走神，“當事故出現時，如果救生員反應遲緩，就很容易救援不及時，發生意外”。

　　焦點二

　　救生員是否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

　　對于未到崗的救生員，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如果救生員存在擅離職守行為，那么涉嫌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救生員的擅離職守行為與被害兒童溺亡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彭新林認為，救生員在明知有人特別是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兒童在游泳池游泳的情況下，應當預見到，自己擅自離開崗位的行為可能發生他人溺水而救援不及時進而導致被害人溺亡的結果，但輕信能夠避免，結果導致溺亡事故發生，主觀方面存在過失。從客觀方面來看，游泳館救援屬于“作業”的范疇，救生員是在作業的過程中違反了有關安全管理規定，最后發生兒童溺亡的嚴重后果。

　　“游泳館負有安全保障義務，救生員或其他員工是游泳館的內部工作人員，救生員的疏忽意味著游泳館未能履行其安全保障義務。游泳館對受害人承擔了賠償責任之后，可以根據和救生員等員工之間的勞動合同或者用工協議來進行內部處理或者追責。”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說。

　　在彭新林看來，游泳館的經營者或管理者明顯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在本應當配備至少兩位固定水上救生員的情況下配備不足，且配備的救生員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未能履行救生員職責，游泳館顯然未盡到管理上的安全保障義務，故造成他人損害或者溺亡的，依法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包括承擔搶救費用、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撫慰金等賠償責任。此外，游泳館因存在違反安全管理、安全生產作業的情況，也應予以相應的行政處罰。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黃忠認為，要想讓救生員行業的從業者更加認真履行職責，就應嚴格執法，通過事后追責讓相關單位和人員牢固樹立生命至上、預防為主的觀念，織好生命安全網。在依法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刑事責任外，也要依法追究其民事責任。

　　“場館的民事賠償責任有兩個依據：一個基于合同，另一個基于侵權。同時，還應鼓勵公民對此類危及生命安全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舉報，檢察機關也應當通過公益訴訟等方式來督促體育場館全面落實安全管理主體責任，形成合力。”黃忠說。

　　孟強補充道：“在運營主體承擔賠償責任的同時，相關市場監管部門也應當對游泳池的運營方和從業者進行處罰，責令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按照上崗要求、工作內容等進行履職，切實保護消費者的人身安全。”

　　焦點三

　　周圍人是否有責任和救助義務

　　監控視頻顯示，10月1日14時20分許，一名男童抱著游泳圈翻身后，雙手脫離了游泳圈，之后在水中不停地掙扎。大約1分多鐘后，男孩沒有了動靜，身體沉入水中。當時有多名大人和孩子也在泳池內，但均未發現這一異常。14時28分許，男童被一旁的成年男子發現并撈起；14時30分許，現場多人開始對這名男童實施搶救。

　　痛心之余，部分網友爭議的焦點在于，男童沉入水中近7分鐘，為何他身旁的成年男子遲遲未發現并及時施救？該成年男子是否要為男童溺亡承擔法律責任？

　　黃忠認為，從道義上來說，游泳館內的成年人應留意周圍是否有孩子溺水，并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角度出發，如果發現孩子溺水，應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施以援手，也可以第一時間向救生員求助。

　　“救助不是法定義務，但法律鼓勵見義勇為。”黃忠說，民法典不僅通過第一百八十三條對見義勇為者在救助他人時導致自己的損害予以了救濟，同時還通過第一百八十四條對見義勇為者在緊急救助時可能對受救助人的損害予以了豁免。這兩條規定從法律上都積極肯定了見義勇為的義舉。因此，需要通過宣傳教育讓每一個公民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對那些陷入危難者及時施以援手，共同守護生命安全。

　　那么，游泳館內除救生員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員，是否有救助義務？

　　對此，孟強認為，館內救生員當然負有救生義務，館內的其他工作人員如保潔人員等，若發現消費者出現溺水情況，負有救助義務。

　　游泳館相關工作人員透露，男童是由一名成年人帶到游泳館的，具體是誰，目前不得而知。孟強認為，將兒童帶入泳池之后，監護人必須時刻嚴加監護，最好是貼近保護。如果監護人把兒童帶入泳池后，就不管不顧，讓兒童獨自戲水玩耍最終發生悲劇，監護人明顯未盡到監護職責，需要承擔一定責任。

　　孟強還提醒，如果父母將監護職責委托給他人，由受托人帶兒童去游泳，未能履行監護職責而發生悲劇，那么根據民法典的規定，對于無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委托人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請求賠償損失。因此，如果造成兒童溺亡的原因是受委托人存在重大過失而造成，其需要向兒童的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

　　焦點四

　　如何加強救生員培訓工作

　　曾著有《游泳安全救生教育相關問題研究》的海南大學體育學院教師殷培根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游泳安全救生員的構成復雜，大部分救生員是來自健身俱樂部等從業人員，其中具備專業救生知識與技能的人員占比非常少，且人員流動性較大，多數都是健身俱樂部的成員與教練，沒有接觸過專業的游泳救生安全教育培訓，專業素質不高，在進行救助時多依靠自己的個人經驗，他們從某些角度來講并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游泳救生員。

　　“此外，救生員性別比例不平衡，男多女少。對救生員沒有學歷上的要求導致救生員整體文化水平偏低，綜合素質不高，造成行為習慣方面的懶散，在實行救助時危險系數增加，使得游泳救生工作中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殷培根說。

　　據殷培根介紹，我國早期建立的救生員協會，在名義上是對國內所有的游泳救生員進行工作培訓與管理，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管理制度不完善，只局限于救生員和救生培訓基地方面，對救生機構與救生人員的管理力度有限，而且現階段對救生員的培訓主要集中于泳池場地的救生工作，忽視了對大海場所救生員的培訓工作。

　　“未來希望結合我國救生事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設立相關的管理條例，完善游泳安全教育培訓制度，并建立嚴格的審查監督機構增強對游泳安全教育的監管力度，以保障安全教育工作的有序進行。”殷培根建議，可以通過一些合理的渠道進行資金籌集，為救生機構的建設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以此確保救生培訓機構的正常運作，促進救生事業的健康發展。（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