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大事怎么甩掉高價彩禮包袱【少一些互相攀比 多一些“人間清醒”】

　　“我走訪調研發現，農村彩禮有的10萬元、有的18萬元，有的甚至30萬元，比較高。農民主要靠打工種地獲得收入，承受不了10萬元以上的彩禮負擔。”今年，一名來自華北地區農村的全國人大代表帶來了一項關于治理高價彩禮的建議。

　　不久前，江西省大余縣一則關于農村婚嫁彩禮的舉報公告沖上網絡熱搜，接受舉報的范圍是：農村婚嫁彩禮超過人民幣8萬元，婚車超過6輛，婚宴超過15桌，每桌超過800元。大余縣民政局工作人員向媒體介紹說，發布公告的初心是提倡移風易俗，反對高價彩禮，公告主要針對農村，如果有條件好的家庭給出高價彩禮，雙方自愿的話，也是允許的。舉報后不設懲罰措施，以勸解做思想工作為主。

　　據媒體報道，多位代表委員在兩會期間就高價彩禮問題建言獻策。

　　多地婚俗改革為高價彩禮“踩剎車”

　　“結婚要‘萬紫千紅一片綠’‘三斤三兩’。”按照習俗，家在山東西南某縣的小超(化名)去女友家提親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他告訴記者，女友父母是按當地習俗提的彩禮要求，前者指1萬張5元鈔票、1000張百元鈔票、1張50元的鈔票；后者是指三斤三兩的100元鈔票。

　　在甘肅隴東地區，彩禮風俗則另有講究。當地男青年小航(化名)介紹，在老家，新郎在舉辦婚禮前要給新娘贈送“二程、珍珠、折義”，二程是戒指、項鏈等首飾；珍珠指衣服、鞋包等嫁妝；折義包括彩電、冰箱等家電。在婚禮當天，這些都要展示給親朋好友。

　　為給農村彩禮“降溫”，早在2019年，“高價彩禮”就被中央一號文件首次點名。2021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提及“高價彩禮”。中央多部門近幾年一直有相關“大動作”，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對彩禮“限高”。

　　2022年5月，甘肅定西啟動治理高價彩禮攻堅行動，給婚嫁禮金標出“不超過5萬元”的指導價。今年2月，寧夏涇源出臺文件進行移風易俗，鼓勵彩禮不高于6萬元，倡導女婿贍養岳父母，人情禮金不高于200元。

　　紅頭文件之外，還有很多地方正探索用柔性措施給高價彩禮“踩剎車”。

　　近期，四川涼山、河北河間、甘肅定西等多地相繼公布高價彩禮問題治理的階段性成效。據涼山彝族自治州委宣傳部消息，當地自移風易俗專班運行以來已制止10萬元以上彩禮528起；河間市民政局稱，該地自2021年行動起至2023年1月，全市新婚登記中“零彩禮”“低彩禮”占比88%，每樁婚事花費平均減少7萬-15萬元；甘肅定西公布，自2022年6月以來，70%的彩禮被控制在5萬元以內。

　　高價彩禮的背后推手

　　對于農村出現高價彩禮的原因，上述受訪的全國人大代表認為，女方好面子，覺得彩禮高，面子就大；有些女青年包括其父母覺得彩禮高些，婚后會增加一些安全感；互相攀比造成高價彩禮愈演愈烈。

　　整治高價彩禮并非易事。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對記者表示，過多限制可能會侵犯公民自由，而非強制性措施會使得此類現象難以在短時間內得以遏制。婚俗作為禮俗不能用法律去規范，只能通過倡議與宣傳，讓大眾從心理上認識高價彩禮的不正當性。

　　對于農村適婚男性而言，高企的彩禮金額已構成婚姻的“不可承受之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劉成良在《因婚致貧：理解農村貧困的一個視角》一文中表示，“當前的趨勢是農村地區的彩禮水平高于城市，偏遠地區農村的彩禮高于普通農村”。西安交通大學教授靳小怡在2023年1月發表的論文《透視“天價彩禮”：現狀、成因與治理》指出，天價彩禮存在婚姻締結被過度物化、農村家庭因婚致貧返貧風險上升、農村女性成婚權益受到侵害、大量農村男性成婚難甚至永久失婚等負面影響。

　　“如果男方不拿出女方要求的彩禮作為誠意，拿什么證明自己是真心想結婚過日子的？”站在婚姻的門檻外，一些女方家庭認為“彩禮是男方對女方的尊重，也是今后婚姻生活的保障金”。

　　有些待嫁女青年也處于“兩頭難”的被動狀態，明知男方家庭本就負擔著買房等開支，拿出數萬元彩禮并不容易，但又不好輕易忤逆父母的心意，對父母的那句“是為你好”很無力。

　　還有人在媒人的推波助瀾下出現攀比心理。以甘肅隴東農村地區為例，當地彩禮普遍為10萬-20萬元，但呈現出農村高于城區，越是偏遠山區彩禮越高，還有以女青年的學歷工作論彩禮高低的情況。

　　在該地及與其交界的陜西部分地區，因媒人“跑斷腿、說破嘴”，說定婚事后，男女雙方家長會贈送皮鞋作為答謝。然而，一些職業媒人為賺取中介費，慫恿女方家長索要“服裝購置費”“離娘錢”“菜水錢”等，并從高價彩禮中抽成10%甚至更多。

　　春節是農村返鄉青年相親、結婚高峰期。記者注意到，西北地區許多職業媒人轉戰網絡，有人將掌握的待婚男女青年個人信息、彩禮陪嫁要求等內容發到短視頻平臺；還有人將介紹成功的年輕人訂婚、結婚視頻發在網上，畫面是一摞摞鈔票和琳瑯滿目的陪嫁物品。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海鷹向大會提交了《關于治理高價彩禮 培育時代新風新貌的提案》，她建議相關部門開展專題調研，為精準治理提供依據；指導基層自治組織在村規民約中加入“限高”規定，提出具體約束性標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出臺地方性法規。

　　看待彩禮需多一些“人間清醒”

　　“很多時候，農村適婚女青年對彩禮問題沒有太多發言權。在一些因彩禮談崩了的婚事中，高價彩禮對女青年的傷害尤甚。”西北某縣女青年王麗(化名)說。

　　張偉(化名)在華北某市工作，他認為，送彩禮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示求娶誠意的方式，男方家應該出。但是，女方不能明知男方經濟實力不允許還漫天要價，“如果非要給彩禮定一個標準，會感覺婚姻像一場交易，可能導致年輕人恐婚、晚婚”。

　　對此，受訪的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各地嘗試制訂村規民約，通過成立鄉村紅白理事會，推行移風易俗，整治并消除高價彩禮、婚喪大操大辦、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把‘低彩禮’落到實處”，在推行“低彩禮”的基礎上，提倡“零彩禮”。

　　如今，很多地方的家長正逐步轉變對子女婚嫁彩禮的態度，女方家長只因男方未滿足其彩禮要求就阻攔婚事的情況變少了。彩禮的給付，已不再是“我索要，你給付”的單一處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男方有房，女方就用彩禮陪嫁一輛車；男女都有房有車，就將彩禮作為小家庭未來的生活基金；男女都無房，雙方就共擔大額購房支出、共享住房產權，女方不再單提彩禮要求。

　　“零彩禮”，可行嗎？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零彩禮”與我國傳統婚俗相悖。公眾不應只將目光聚焦在彩禮上，而忽略女方的陪嫁。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女方家庭將大部分彩禮作為陪嫁，交還給新娘或男方，當成新家庭的公共資產。

　　甘滿堂分析指出，人口性別結構比例不均也是阻擋農村青年婚姻大事的原因之一。此外，考慮到個人發展與子女教育問題，很多女青年要求農村男青年在城市買房，給男青年造成購房經濟壓力。

　　“在遏制高價彩禮時，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適度的彩禮是必要的。”對于彩禮金額，甘滿堂認為，“不超過全國人均年收入，是較合適的范圍”。

　　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河南農業大學教授張改平在2021年全國兩會上曾針對高價彩禮建議，加大中西部地區新農保基礎養老金投入力度，解除嫁女后顧之憂；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維護出生人口性別比平衡；總結推廣各地婚俗改革試點經驗，建立健全移風易俗長效機制。

　　今年2月14日，寧夏青年李銘(化名)參加了一場共青團組織的交友聯誼活動，最近正與一名女青年相處了解。“如果感情談得順利，一定會全力以赴滿足對方彩禮要求，但別太高。”他希望團組織引導青年樹立正確婚戀觀，并在移風易俗中發揮骨干作用。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敏龍 王亦君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