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巍

　　《西游記》是家喻戶曉的名著小說，其內容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生活的投影，書中也不乏對絲綢之路的描繪。第八十四回，師徒四人途經滅法國，聽聞國王只差四個名額即可圓滿實現屠戮萬僧的心愿，只得化裝成商人。這是《西游記》中對絲綢之路貿易著墨最濃的情節，讓我們得以了解明朝貿易的許多方面，如商人的稱謂、商旅中的財物保管、大宗貨物的價格與交易方式等，這其中還涉及到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販馬。

　　絲路貿易中的重要領域

　　在絲綢之路上，除絲綢外，還有茶葉、瓷器等不少貨物持續且大量地在中國與其他地域間流動，讓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系緊密穩固起來，才讓古代中國成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塊重要拼圖。

　　馬匹與上面各類物資類似，但方向相反，它是歷史上從域外大量輸入中國的商品。我們有時會見到“絹馬貿易”“茶馬之路”等名稱，可以說馬匹與絲綢、茶葉、瓷器等中國外銷物資一體兩面，在絲路沿線集市各方間交換。

　　中國自青銅時代開始使用馬匹，在中央還設置了專門飼養管理馬匹的機構。然而當時仍急需建設精銳騎兵所需的良種馬，因此漢武帝才不惜代價從中亞獲得“西極天馬”。漢朝以后中原王朝和周邊游牧政權之間逐漸出現用絹、茶等換取良馬的實物貿易，唐宋時期朝廷每年購入馬匹可達數萬匹。

　　馬貿易并非中國與周邊民族之間特有。騎馬發源于廣袤的歐亞草原，這里的游牧民族與周邊地域的互動都有可能引發馬的流動。馬貿易又不僅限于歐亞草原。如公元前15世紀古埃及出現騎兵和戰車后，把位于他們南部的庫什，也就是今天的蘇丹一帶作為良馬產地。公元前8世紀古埃及馬大量輸入近東，組成了軍事強國亞述的戰車部隊。

　　在此前后，斯基泰人逐步從歐亞草原向黑海乃至多瑙河流域進發，他們的精湛騎術給古希臘人留下深刻印象。后來古希臘人在黑海周邊建立殖民地，從那里獲得斯基泰人的馬匹。可見馬匹貿易自近3000年前就已在世界不同地方先后出現，成為跨國貿易中的重要一環。

　　相馬技術的發展

　　正由于馬始終是寶貴的戰略資源，如何發展識馬、養馬、護馬知識來最大化利用它們，就成為農耕地區的要務。古語云：“伯樂不常有”，但從全球角度來說，善于相馬的伯樂卻在各個文明里都有。

　　先秦時期馬政已相當完善，《周禮》稱養馬官員的首要任務就是辨別適于奔馳于不同道路的良馬和只能役使出力的駑馬。不晚于漢代，人們已系統總結了辨馬經驗，形成《相馬經》一類著作。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相馬經》，全文5200余字，從頭、眼、四肢等部位的形貌來鑒定國馬、國寶、天下馬和絕塵等不同級別的駿馬。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中保存的一部分《相馬經》，還進一步把五官和五臟相聯系，發展出相馬五臟法。

　　如果說春秋戰國到秦漢是中國養馬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同時期位于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古希臘羅馬也不遑多讓。亞里士多德、阿里安和老普林尼等人的動物學論述，瓦羅、科魯邁拉等人的農學著作，以及佩拉格尼烏斯的獸醫學著作中都對馬進行了詳細描述。其內容既有蓄養馬所需的繁殖與飼養知識，又包含根據牙齒來確定馬年齡的方法——后者對買賣時識破無良馬販的騙術尤為重要。

　　古印度最早的養馬學著作《沙利霍特拉全書》，約成書于公元前3世紀。該書記載了馬的解剖、生理、疾病與外科手術等項目，此外還有辨認馬年齡的知識。從章節結構來看，該書與古希臘著作或有內在聯系。

　　古典時期的養馬學知識，特別是關于馬匹的解剖生理學知識隨著翻譯運動而為阿拉伯畜牧學所繼承。阿拉伯王公貴族受先知穆罕默德教誨影響，特別喜愛純種馬，因此阿拉伯伯樂們主要從事的工作就是辨別出馬匹是否擁有高貴的出身。他們可以檢索各種名馬的特征與世系，也可根據馬匹外在特征來判定其血統。

　　不同文化里流傳的相馬術顯然是馬貿易對古代動物學持續刺激的產物。在知識內容上，不同文化相馬術不乏重合之處，但在主旨和偏好上，它們又隨馬在當地文化中具有的意蘊而存在差異。如中國相馬術為充實騎兵而選拔善于奔跑的“千里馬”；古希臘馬多作役畜，故重在年齒鑒別。

　　那么唐僧又怎么選馬呢？唐朝的玄奘傳記說，他起初買了匹健壯的駿馬，但后來穿越沙漠時還是聽從一位老者的話，換了另一頭已往返絕域數十次的老馬。這與《西游記》里的換馬經歷正好相反。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