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能早一點把這些苗頭消除在萌芽？如何鏟除“高啟強”們壯大的土壤，如何讓一個社會保持公平和正義的底線，如何從定點清除到制度化、常態化反腐……這需要更為完備的制度配套和現實努力，很難，但必須要做

　　《狂飆》落幕了，但由它引發的輿論漣漪，仍在持續擴散。追過劇的人意猶未盡，還沒來得及追的人，正在“補課”。劇情的視頻片段，也成為各類平臺的流量密碼，病毒式分發，讓人無法拒絕。

　　當年《人民的名義》《掃黑風暴》等反腐大劇播出時，這樣的熱烈戲碼似曾相識。人人爭說反腐劇，個個嘆息高啟強。這里面不乏娛樂的成分，更有民情民意的曲折表達。

　　人們沉浸于劇中人物的黑白對壘、情法交織，也按照自己的理解設計著他們的人生軌跡，乃至旁逸斜出回望自身的處境。在接連不斷對劇情、人物的咀嚼、反芻中，尋求著時代風向的變遷、個體認知的水位。

　　一個正常的社會，公權力應該如何運行？企業怎樣構建與政府的關系？小人物逆襲之路的黑與白如何界定？公眾如何區分藝術創作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每一個問題都不簡單。而視劇情為現實，或者比照現實吐槽劇情，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為何有人樂此不疲對號入座？

　　《狂飆》大熱，與曲折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乃至洞察人性幽暗的敘述方法均有關。人們看到，在京海，以高啟強為首的黑惡勢力浸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警察被收買，官員成為“保護傘”，叢林法則成為基本規則。悲涼之霧，遍布華林。

　　尤其是，那個身為黑惡勢力頭子的高啟強，看起來并非單向度的惡徒人渣，其人性有著很豐富的層次和質地，而這樣的幽微，正是引發共情的重要元素……不過，更關鍵的，是這部劇滿足了觀眾情緒投射的訴求，讓人們找到了一個情緒的宣泄口。

　　從幾個細節可見一斑：該劇熱播后，有人發現山東一個也叫強盛集團的企業，董事長孫紅雷特意拍短視頻澄清；還有人在網上曬出地圖，說安徽六安的行政區劃跟劇中某市一樣……

　　為啥總有人樂此不疲、對號入座？很簡單，好的戲劇，從來不是編導的“獨立創作”，而是與觀眾一起“合作完成”的。這個“二度創作”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病菌式傳播的過程。

　　并不是說觀眾分不清戲劇真實與現實真實，不過是在影視劇中尋求情感慰藉罷了。人們看到高啟強，可能會想到現實中的某個黑惡勢力頭子；人們怒罵那些大大小小的“保護傘”，可能在現實中也聽說過類似的貪腐官員。

　　導演、編劇徐紀周表示，高啟強有多個原型人物，包括黑龍江“李氏兄弟”涉黑案，遼寧大連徐長元涉黑案，廣東茂名曾仕權涉黑案。僅以徐長元涉黑案而言，其曾任遼寧省大連市金州新區管委會原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遼寧省莊河市市長，瓦房店市市長、市委書記，金州區委書記……以官養商、以黑護商，徐氏家族的涉黑資產超百億元。

　　公開信息顯示，這些涉黑案發酵期均超過20年。這意味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這些稱霸一方的黑惡勢力對當地民眾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于是，人們在現實世界的這部分情緒，就在掃黑除惡劇中集中宣泄。

　　“劇本狂歡”只是一種非常態

　　這樣的情感投射，固然有助于凝聚全社會反腐敗、掃黑除惡的力量，形成一種普遍的正義訴求。但若總是讓民眾有挫折感、饑渴感，并在影視劇中尋求解脫，恐怕有悖于拍攝這樣一部大戲的初衷。

　　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產品，影視劇當然有責任有使命滿足人們的精神訴求。這也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濡染，是文化對人類心靈的洗滌和重塑。但這并不意味著，類似的價值訴求主要或只能從劇本中尋找。

　　與高啟強的下場相比，老百姓其實更關心現實場景，更關心身邊的公平、正義和安全。為劇中人動氣落淚，不過是臨界的情緒應急。現實生活真實而堅硬，絕不是感動、哭泣、憤怒就能破解的，因而更呼吁公平與正義。

　　比如，你的企業如果引起壞人的注意，該怎么辦？政府部門、政法機關的責任在于服務民眾，如果有個別人被“高啟強”拉下水，該怎么辦？一個社會如果動輒有人構建一套自己的秩序，砍砍殺殺，你又該怎么辦？若現實中這些難題不解決，或者解決起來有點困難，則人們還是只能去追劇，并在各種調侃中消解自己的情緒。

　　這顯然是不正常的。追劇狂歡過后，人們仍需面對堅硬的生活。這就需要更為完備的制度配套和現實努力，很難，但必須要做。

　　反腐該走出影視劇熱了

　　打掉一個“高啟強”并不難，他的那11項罪名，樁樁件件都是重罪，落得最后的下場，只是時間早晚的事。這一結局與觀眾的情緒同頻，也與正義的邏輯合轍。

　　問題是，為什么不能早一點把這些苗頭消除在萌芽？如何鏟除“高啟強”們壯大的土壤，如何讓一個社會保持公平和正義的底線，如何從定點清除到制度化、常態化反腐……這些都有待于接續的制度建設與文化建設。

　　這些年，人們都深刻感受到反腐掃黑的轟轟烈烈，這實際上也是拍攝《狂飆》大劇的底氣所在。經過多年的大力反腐、強力掃黑除惡，人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好，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如《狂飆》創作背景所展示的，反腐掃黑，應當從狂飆式、階段性的，進化轉變為制度性、常態化的。

　　一再被披露出來的諸多案例表明，即便是在黨的十八大之后，仍有不收手的巨貪、老虎被曝出，與之伴生的，則是像“高啟強”這樣的黑惡分子。可見，仍有漏洞需要填補，完善優化制度建設任重道遠。

　　一者，完善制度體系的建設，之前已經運行，實踐也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應該持續優化，全面推廣。比如個人事項申報制度，利用當下的大數據技術，仍有進一步深化細化的空間。只要卡住了受監督者財產這個命門，必然會給社會傳遞更積極的信號。

　　再者，強化源頭治理，摸索改革創新選拔任用干部機制。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原則，全面推行公開招考選拔、公開推薦招聘、競爭擇優上崗等措施。

　　此外，明確權責界限。既要明白向誰負責，也要明確政商界限。而不管是約束權力，還是理清政商關系，都需要廣泛、有效的外部監督，如社會監督、媒體監督等。惟其如此，才可能讓心懷僥幸者懂得敬畏和戒懼，約束權力，而不是恣意作為，隨隨便便用權力換取利益。

　　一部大劇，再精彩總歸也是虛構的，真實的生活要復雜得多。反腐掃黑也應該走出影視劇熱，真正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常態化舉措。這是一種濡染，也是必要過程，最終實現的，正是一個公平公正、風清氣正的社會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講，《狂飆》不失為一座精彩的橋梁，搭載著人們向理想的彼岸奔去。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龍之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