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情感轉向是“高分低能”的解藥【眾議】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劉堅做過一張“教育發展生態圖”，試著從數學的角度討論教育問題。他發現，在知識、技能、認真、勤奮、刻苦、踏實、謹慎等基本特征方面，中國學生沒有什么問題；但在實踐能力、創造性、好奇心、興趣愛好等方面，卻有一定結構性的缺失。

　　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九屆年會上，劉堅分享了這一觀點。他表示，一些學生缺乏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問題值得關注。這個問題背后指向教育領域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高分低能”；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藥方”，也指向另一個關鍵詞：“教育的情感轉向”。

　　在國際教育領域，社會與情感能力是一個熱點，不少教育專家認為，該能力是21世紀的關鍵技能，教育學正在經歷由“認知”向“情感”的轉向；在國內，隨著“雙減”政策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人也認識到，單純的知識學習是遠遠不夠的，提升學生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形成健康的身體、健全的心智和積極情感，有利于學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進學生社會與情感能力發展的家校共育、整校推進？如何通過系統設計，在“五育”發展的過程中使社會與情感能力得到培育與提升？這些問題引發三十人論壇上專家學者的深入探討。

　　應試教育致部分學生情感扭曲

　　當前，一些學生在情感上出現了危機問題。“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對情感重視不夠？”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項賢明認為恰恰不是。

　　在他看來，真正的原因主要還是應試教育對學生情感的扭曲，導致人的情感發展出現很多危機。

　　項賢明談到，通過科學控制的教育，很有可能培養出像演員表演一樣的情感——這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情感。情感轉向不能是脫離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訓練孩子的虛情假意。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袁振國談到，社會與情感能力是一個學名，通俗地講，就是情商——在特定的環境下，對特定環境的認知，實現自己需要的調控能力。

　　袁振國表示，工作以后，人的智商、知識、能力或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相處的能力。情商的重要性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比智商、知識更重要。

　　“通常來說，人的智商平均水平是100到110之間，高的可達120，低的會到80，即使有障礙的人，也有八九十。但是人的社會情感能力卻可能出現負數，比如人處于一種消極的狀態下，在暴躁的社會情感下，可能會對社會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行為。”袁振國說，隨著社會活動的變化越來越多樣，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社會情感的能力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為什么存在“高分低能”？袁振國稱，發展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和方面，就是要從“認知能力”轉向“情感能力”的拓展。當前更多強調“認知”這部分，而對于“情感”部分的認知才剛剛開始。

　　經合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司創新和測量發展部主任蒂亞·盧科拉介紹了對于社會與情感能力的研究：社會與情感能力和學生的學業成功、福祉密切相關。好的師生關系也與更高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密不可分。

　　她還分享了一項調查結果，有創造力和好奇心的學生，在其他的社會與情感能力上也更強。

　　香港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程介明認為，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學習系統。他談到，現在世界變了，社會變了，經濟生產變了，生產的形態變了。以前是一條直路，拿到教育學歷，就前途無限。現在像攀巖一樣，每一步都需要思考。

　　“這對個人的要求也不一樣，就需要我們學會共處，也要學會自處。”程介明說。

　　一場顛覆性的變革正在到來

　　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李鎮西表示，長期以來，一些學校教育過于注重書本知識傳授，忽視社會與情感能力培養，造成一些學生的社會與情感能力不足，導致了一些消極的社會現象。

　　“不過，‘雙減’實施以來，我國教育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此背景下，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升學生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李鎮西說。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主任黃忠敬介紹，從國際視角來看，社會與情感能力的轉向經歷了三次。第一次轉向是從認知到情感的轉向，也就是從智商到情商的轉向；第二次轉向是從心理到教育的轉向，從心理學領域轉到了教育學領域；第三次轉向是從國家到國際的轉向。從國際層面來看，尤其是發達國家，把社會與情感能力作為一個政策的優先發展領域。

　　“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崛起，意味著教育領域一場具有顛覆性的變革正在到來。”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楊東平說，“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指“可以接受的”標準，主要體現在辦學條件上，今天需要發展人的社會與情感能力，教育需要增進幸福感的作用。

　　李鎮西也認為，在社會各界日益重視培養學生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同時，提高教師的社會與情感能力刻不容緩，且應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事實上，教師對學生社會與情感能力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強大的作用。不少實證研究顯示，自身的社會與情感能力較高的教師，往往具有健康的精神狀態和更為有效的教學，更有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在李鎮西看來，學校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也是培養社會與情感能力的主要場所之一。學校如何實踐社會與情感學習，怎樣為孩子創建一個安全、快樂、包容并具有參與性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如何培養孩子積極地認識自我，建立與自己、他人的關系，如何通過構建心理安全促進學生心理健康成長，都是需要進一步回答的。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文東茅認為，教育學正在經歷從認知到情感的轉向的，提升師生幸福感既是實現這種轉向的途徑，也是這一轉向的最終目的。

　　“幸福不僅來自需求滿足的愉悅感，更源自真愛、奉獻、盡責、成長等帶來的價值感、意義感。促進師生不斷向上向善、共同成長是幸福教育的真諦。”文東茅說。

　　教育的情感轉向究竟如何轉

　　社會與情感能力如何測量？袁振國表示，現在對認知能力的測量有成套的試卷，而且使用得非常成熟。情感能力如何測量、用什么樣的手段和方法進行統計和分析，這些研究和實踐才剛剛開始。

　　他還提到教育情感轉向的重要一環：家庭教育。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認為，社會與情感能力是在關系中構建和發展的，好的關系勝過許多教育。但當今教育面對“三獨”：獨生子女、身為獨生子女的教師和同樣是獨生子女的父母。很多家長最關注的是孩子的學習情況，一些孩子的情感問題卻在冷漠、疏遠、缺乏交流的環境中被掩蓋。

　　如何幫助家長提升對“社會與情感學習”的認識，家長在與子女共情上具體要怎么做，怎樣營造重視家庭培養社會與情感能力的社會氛圍，在不少專家看來至關重要。

　　劉堅曾經做過一個有關我國教育創新環境評估的研究。結果顯示，2022年我國教育創新環境指數總體與2021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其中政策環境改善相對明顯，社會環境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氛圍、成果交流是推進教育創新的關鍵短板，教育創新的社區支持與共同體建設維度下降幅度最大，圍繞教育創新的評估問責政策有待加強。

　　“當學校教育已經占去學生的主要學習時間，那么學生們勢必要犧牲家庭生活、社區生活，甚至犧牲睡眠時間，去為100分而努力，為第一名而努力。這時候我們去談社會實踐、社會生活和家庭教育，似乎意義不大了。”劉堅說。

　　王旭明認為，教育的情感轉向應該是在技術突破前提下的堅守，堅守基礎上的轉向。

　　他表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必須科學理性地認識目前教育信息技術面臨的情感困境。教育情感轉向的條件與時機，一定是人工智能技術或元宇宙的理念成熟，能夠從技術上為教育情感性帶來保障，為個性化學習提供技術支撐。只有到那個時候，教育的情感性才有可能存在轉向或根本轉向。

　　“信息化時代當好人，而不是當好機器人。”王旭明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邱晨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