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中新網中國新觀察欄目推出“大國強鏈”系列報道，為供應鏈變革與產業安全發展凝聚各方智慧。

　　中新網12月25日電 題：趙揚：應對產業鏈安全挑戰，中國的優勢有哪些？

　　作者 趙揚 中金研究院董事總經理

　　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核心是分工和交易。效率和安全兩大因素決定了全球范圍內的分工和交易如何展開。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提升了中國產業鏈效率。改革，促進了中國的市場化和產業集聚，釋放了經濟效率。開放，推動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配置，加深與發達國家的合作，成為全球化的主導力量之一。

　　然而，當今世界呈現出逆全球化的跡象，全球產業鏈的配置面臨從效率到安全的轉變。為應對這一轉變，中國可以發揮自身在經濟和產業方面的新優勢。

　　規模優勢

　　40多年前，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主要是廉價勞動力，但現在的優勢則是規模優勢。中國的規模優勢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中國已經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形成了大規模的制造業產業集群。這種產業鏈集聚的情況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見，由此帶來的集聚效應使得中國制造業遵循規模報酬遞增，獲得了很大的成本優勢。基于廉價勞動力而形成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退居次要地位。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勞動收入也將持續上升，勞動成本優勢將進一步消退。但是，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將由于規模經濟而繼續保持。因此，跨國公司將產業鏈遷出中國的主要制約因素并非出于勞動力成本考量，而是一旦遷出中國后便無法享受產業集聚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低成本。

　　第二，中國已經形成巨大的市場規模。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國內市場還很小，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時并不在意中國國內市場份額。但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居民收入持續上升，中國的購買力也逐步顯現出來，中國市場對跨國公司日益重要。因此，那些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份額的企業將很難全面遷出中國，尤其是把中國作為終端市場的公司。

　　第三，中國的規模優勢還體現為人口規模。以創新和人力資本為主導的新增長理論，都顯示人口規模本身具有促進增長的作用。其機制主要在于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正外部性。人口越多的經濟體，所享受到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比如，創新人才很可能是按照一定概率在人群中出生的。人口多的國家，擁有的創新人才總數也越多，而創新人才是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直接力量，因此人口多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的機會就越大。

　　而且，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仍有擴大的空間。對比中國和美國的GDP空間分布發現，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單位面積上的GDP遠小于美國的經濟中心城市，故中國經濟的集聚度相比美國仍有提升空間。

　　節點優勢

　　中國在當今全球經貿網絡中已經居于重要的節點地位。這種節點優勢為中國在后WTO貿易體制下發揮貿易影響力提供了條件。中國由于在全球經貿中的節點地位，擁有大量的經貿伙伴，因此在后WTO的雙邊即多邊特惠貿易協定的時代，仍將成為全球經貿的少數幾個主導力量之一。

　　中國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節點優勢，也體現在中國在區域經濟中的領導作用。對中國與各國進出口的增加值進行分析發現中國與東亞鄰國之間的產業融合度較深，但與美國、歐洲的產業融合度較低。

　　基于中國與亞洲鄰國間深度融合的產業關系，中國應該充分利用與亞洲鄰國的經貿聯系，使之起到“粘合劑”的作用，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這些“粘合劑”國家與美國、歐洲維持必要的經貿關系，以盡可能減小逆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效率損失。

　　數字經濟和綠色轉型的相對優勢

　　未來可能的逆全球化的趨勢，無法改變人類技術進步的共同趨勢。技術進步有各種方向，但是長期來看，存在兩個明確的技術進步方向：一個是數字技術，另一個是綠色轉型。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有相應優勢，而且可以與規模優勢和節點優勢相結合，繼續提高自身經濟效率。由于中國的超大經濟規模，中國在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過程中，將享受豐厚的收益，也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數字技術同時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對橫向分工(產品貿易為主)和垂直一體化(要素流動為主)都可能起到促進作用。哪一種力量更大，需要看產業中成本分項的變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數字技術會進一步降低信息成本，擴大知識傳播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外部性，進而強化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這有利于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

　　綠色轉型，是人類為了維持必要的生存環境而選擇的可持續能源使用政策。綠色轉型，本身是一項全球范圍內的政府干預行為，無法通過市場活動自發實現，嚴重依賴世界各國政府的協同合作。因此，綠色轉型本身就是延緩甚至阻礙逆全球化的一個因素。

　　健全的產業結構優勢

　　規模經濟的延伸是范圍經濟。中國經濟由于規模體量大，自然容納了更多的產業和行業。中國制造業覆蓋了當今世界上的絕大部分產品。這種覆蓋廣泛的產業結構，本身就為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提供了較高的保障。

　　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僅全面，而且日益強健，眾多產業已經實現了國產技術對發達國家技術的趕超。比如家電、挖掘機、高鐵、光伏、電動車等產業，國產技術發展較快，國產產品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對進口產品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大面積成功的國產替代，并非世界范圍內的典型情況。二戰以后，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國產替代戰略均以失敗告終。工業技術發展成功的經濟，比如亞洲四小龍等，主要推行的是出口導向戰略，通過國際市場取得技術升級和產業趕超。中國上述產業的成功趕超，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巨大的國內市場。

　　然而仍有一些產業，中國尚未實現進口替代和趕超，比如高端的機床、芯片等行業。這些產品的市場用戶特征更為復雜，同時產品要求的技術積累程度深，牽涉的面也更為廣泛，包括科學原理、特種材料、加工工藝等。需求和供給方面的復雜性，使得這些行業的技術進步需要政府與市場的協調合作，不僅僅關于一個特定產品的開發應用，而是與之相關的創新體系。只有建立和完善創新體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行業實現趕超所需要的人才培養，基礎研究和市場推廣等問題。(本篇為中新財經聯合中金公司推出的“大國強鏈”系列專欄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