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著力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2021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界、教育界聯組會上回應教育領域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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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一場前所未有的“雙減”改革啟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堅持把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作為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先手棋。

　　而在這盤棋中，基礎教育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考察時強調基礎教育在國民教育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先導性地位，必須把握好定位，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從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國基礎教育越辦越好。

　　旨在根治基礎教育諸多痼疾頑疾的“雙減”，對于整個中國教育來說意義極為深遠。

　　謀定

　　去年全國兩會時，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學校曾經給高一的學生測試引體向上，結果132名男孩一個也拉不上去。

　　不少專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說，當前，義務教育最突出的問題是中小學生負擔太重。首先影響學生的身體健康、思想品德。學生整天埋頭于作業，睡眠不足，又缺乏鍛煉，體力下降。現在學生中近視眼眾多，許多成年人的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少齡化，這樣下去，國民體質下降，今人擔憂。

　　其實，我國一直非常重視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特別是近十年來更是出臺了多項政策，2013年的《中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對學校的教學進度、作業布置、考試評價、教師補課等行為進行了明確規定。從2018年開始，校外教育培訓成為減負工作的重點治理對象，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對嚴禁超標培訓、嚴禁培訓與升學脫鉤等作出了規定。

　　“教育包括培訓教育在內，從來都是一項崇高的公益性事業，天然地應以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為根本宗旨。”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研究員說。但是在“劇場效應”“教育功利主義”等裹挾下，學生們校內減下來的負擔，又在校外加倍地補上了。再加上資本的涌入，校外培訓迅速擴張，為數不少的中小學校外培訓機構，尤其是面廣量大的無資質培訓機構，偏離公益性辦學宗旨，迎合一些不合理的社會需求，無視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特點，以應試為導向、以提分為目的，采取搶先學、超綱教、反復練等方式，紛紛面向在校學生特別是義務教育學段學生過度開展升學和考試學科知識培訓活動。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志勇曾經講過這樣一個例子，有位小學五年級的數學教師，在暑期放假前問四年級的學生沒有學過五年級上學期數學的請舉手，結果只有3個學生舉起了手；問已學過五年級下學期數學的請舉手，結果有一半的學生舉起了手。“這嚴重干擾了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破壞了良好的教育生態。”董圣足說。

　　教育變成了“產品”，商業追求的當然是“利益”，《中國教育服務產業發展報告2020》顯示，我國基礎教育校外培訓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了5184億元。

　　校外培訓機構不斷制造著家長的焦慮，同時利用這些焦慮繼續“綁架”家長，甚至在國民教育體系之外再造了一個教育體系。

　　改革迫在眉睫！

　　2021年5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他強調，義務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充分發揮學校教書育人主體功能，強化線上線下校外培訓機構規范管理。

　　也就是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著眼建設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堅決防止侵害群眾利益行為，構建教育良好生態，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

　　路徑非常清晰，就是要減輕學生課內作業負擔、減輕學生校外培訓負擔、提升學校教育教學質量。

　　時間表路線圖明了：針對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要“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

　　重拳

　　2021年6月15日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正式成立，提出要以“釘釘子”的精神推動“雙減”工作落地見效。

　　2021年8月底，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懷進鵬剛剛上任，就聽取了有關“雙減”工作的匯報，之后又到廣州進行了專題調研。他強調，“雙減”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要積極探索“雙減”工作有效機制，針對問題“見招拆招”，保障教育改革發展有效推進。之后，教育部將“雙減”列為2021年教育督導工作“一號工程”。

　　“雙減”，進入重拳出擊階段。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相關負責人介紹，教育部牽頭20個部門組成了“雙減”工作專門協調機制，單獨或會同多個部門快速密集出臺20余個配套文件，建立起“1+N”政策制度體系。教育部還啟動了校外培訓立法研究，正在加快推進；公布36項競賽名單，力圖緩解競賽帶來的培訓熱，減輕因競賽帶來的過重學習負擔。另外，教育部還出臺了校外培訓材料、從業人員管理辦法，明確了一系列規范要求，強調對培訓內容進行全面把關，劃定從業禁止及行為“紅線”。

　　“雷霆之勢”的治理就是要讓教育首先回歸良心行業。

　　正如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所說的那樣，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

　　據教育部權威數據顯示，截至目前12.4萬個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93.21%，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7.07%。學科類培訓機構“營轉非”“備改審”完成率達100%，政府指導價管理全面落地，預收費全部納入監管，培訓廣告基本絕跡。同時，資本已經大幅撤離培訓市場，上市機構全部剝離學科類培訓業務，總市值從2021年3月的9477億下降到2021年12月的1128億元。

　　中小學學科類校外培訓野蠻生長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有人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雙減”政策落地，終結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補課競賽。

　　攻堅

　　“野蠻”培訓的校外環境得到了治理，那么校內呢？

　　2021年8月30日，“雙減”之后第一個新學期即將開學之際，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提出，要把落實中央“雙減”工作部署作為重大政治任務，聚焦發揮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積極推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充分激發廣大教師教書育人積極性創造性，以深、細、嚴、實的作風，下大力氣做強做優校內教育，健全學校教育質量服務體系，切實做到教師應教盡教、學生學足學好。

　　越是重大任務越要找到小切口。

　　“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這雖然是段子，卻道出了學生課業負擔的“痛點”。

　　“雙減”政策正是契合這個“痛點”提出了要健全作業管理機制、合理調控作業結構、分類明確作業總量、提高作業設計質量、加強作業完成指導，各地也紛紛出臺了適合本地情況的作業管理辦法，建立了作業公示制度。

　　到2021年年底，在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呂玉剛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各地各校普遍學校作業總量和時長調控基本達到了規定要求，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占比由“雙減”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不少地方通過制訂分學科作業設計指南、開展作業設計大賽和優質作業展示交流活動，著力提高作業設計質量，學生作業負擔過重問題得到初步解決。

　　有減就有增。

　　為了把中小學生“課后三點半”的時間更好地使用起來，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從實際出發，“一校一案”制訂完善課后服務具體實施方案，確保實現義務教育學校全覆蓋。教育部提出了“5+2”模式，即學校每周5天都要開展課后服務，每天至少開展2小時，結束時間要與當地正常下班時間相銜接。同時，對家長接孩子還有困難的學生，還應提供延時托管服務。

　　截至目前，全國各地各校基本實現了“5+2”全覆蓋，課后服務項目質量有效提升。據權威統計數據顯示，有92.7%的學校開展了文藝體育類活動，88.3%的學校開展了閱讀類活動，87.3%學校開展了科普、興趣小組和社團活動，課后服務吸引力顯著增強。有91.7%的教師參與提供了課后服務，同時還遴選聘用了20余萬名符合條件的社會專業人士參與學校課后服務，基本滿足了學生不同學習需要，自愿參加課后服務的學生比例由上學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有力地促進學生的學習回歸校園。

　　深化

　　不過表面的“增”和“減”都不是“雙減”的最終目的。

　　“‘雙減’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最終是在倒逼基礎教育加大改革力度，創新發展模式，是基礎教育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助推器。”董圣足說。

　　正如專家所說，“雙減”政策的實施實質上是我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領域內的一次糾偏，是對教育規律的回歸。因此，隨著“雙減”政策的落地、落實，必然帶來基礎教育更深層次的變革。

　　是機遇更是挑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田家炳中學校長李舒強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雙減”讓山區孩子的日子更充實了，心靈更有歸屬感、存在感了。但同時也給山區教育在教學轉型、課后服務、家校關系和如何做到真正的減負增效等方面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其實，挑戰是普遍的。

　　“過去是校外補習在內卷和資本催生下，過度增長，現在猛藥去疴后還要固本培元，壓減校外后還要做強校內。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釋放教育要素活力，加強優質教育資源的流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育與開放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曲一帆研究員說。

　　不少地方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辦法。比如，安徽阜陽臨泉縣組織全學科單元作業設計研討會，研討“雙減”背景下作業管理政策及作業設計策略。四川廣安武勝縣萬善小學開展了“鏡面教學”，深度鉆研教材，老師們互促共進，讓課堂更富活力，提升學生學習效率。另外，內蒙古則明確2022年春季學期起建立教師“彈性上下班”制度，課后服務設立AB崗制度，方便教師應急調整時間，合理安排教師的學習、備課和休息時間，保障教師的基本權益。作為“雙減”首批試點城市的北京則提出了“大面積、大比例地推進干部教師交流”的政策……

　　在一系列組合拳式的措施之后，變化最大的是學校的課堂。

　　在北京市育英學校密云分校的初一語文組，老師們將《陳太丘與友期行》《詠雪》《散步》等幾篇課文組合成了一個單元，主題為“家風”，然后給學生設計了這樣一個情境任務：我校正在評選“最美家風”，在這個活動中，你認為元方和友人能入選嗎？談談你的理由。學生們的積極性一下子調動起來了，課堂也活了，“這個問題有很好的‘代入感’，讓學生在現實的生活情境中分析人物，解決了學習上的難點。”校長張玉淑說。

　　“雙減”政策，“減”只是措施和手段，“‘減’字的背后是‘提’，是‘增’。”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李奕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說，“提”的是教育教學的質量，“增”的是孩子的實際獲得感，“只有這樣，我們才是真的為孩子的成長負起責任”。

　　“雙減”政策出臺已經十個月，已有非常顯著的成效，由“雙減”政策所撬動的整個基礎教育領域改革也已經開始，我們期待更良好的教育生態早日到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2年05月25日 03 版